近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被自己的“六个钱包”论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当被问到买房还是租房时，樊纲建议工作还不是很稳定的时候租房，夫妻双方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三代人“六个钱包”的积蓄能帮你凑够首付的话，那么最好还是买房子。
在许多年轻人都为房价而感到焦虑的情况下，樊纲的发言挑起了一个扎心的话题。为了买房，祖辈父辈掏空家庭积蓄攒首付，年轻人将大部分工资用于偿还月供，这样的现象在中国早已司空见惯。
“为什么年纪轻轻就一定要买房”，在广大一线城市最容易找到答案。大城市生活的青年大多都明白，房子是“刚需”。从经济角度看，哪怕排除房价暴涨这一因素，租房都未必有买房划算。能否在房价高企的中心城市定居，或许会成为年轻人能否留在都市的硬杠杠。这意味着家庭经济基础薄弱的青年人，可能提前出局。
因为兼具财富属性和社会属性，鲜有城市居民不卷入商业化的房地产交易中，房子之于中国家庭的特殊地位几乎无可取代，甚至成为一家人的命门。满足刚需的购房者和为了增值的投资者一同驻扎在房地产市场，伴随着房价的起起伏伏，经历着梦想和现实的交错、惶恐与愤怒的交织。
随着房地产业繁荣，房地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独大，很大程度上也捆绑了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迫于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特殊“贡献”，收缩性与扩张性政策很难收放自如，收缩性政策经常畏首畏尾小心翼翼，而扩张性政策则总能放开拳脚，廉价货币如开闸放水一涌而出。
畸形繁荣的房地产业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治理结构中最深的焦虑。中国不是沙特，没有用不完的黑色财富，更不是迪拜，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健康的经济增长只能依赖企业创新。经济结构的房地产异化，很容易抑制企业家的制度与产品创新，使中国经济失去长期繁荣的动力。
楼市会有一时的冷却，但更多时候是随时会变的经济新闻，而高房价下年轻人的现实处境和生存焦虑却成为挥之不去的存在。房价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甚至文化问题。大城市的高房价影响的不只是经济数据，更可能是一个个人职业选择和生活状态，并终将汇合为一代青年人的心理与命运。
有房者大可坐享其成，无房者则陷入跌落社会底层的焦虑，如果任由这种焦虑继续，则很容易堵塞社会的晋升通道，高房价正让个人奋斗实现社会晋升的道路变得愈加逼仄，加剧社会阶层的板结。
应当通过制度变革构建起长效机制，让房地产业恢复常态，让房子恢复居住的属性。这场改革当然千难万险，要触动巨大的既得利益。但是，无论代价多大周期多长，在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尽快打破房地产依赖都显得紧急而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