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结束的中美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会谈的唇枪舌剑，连同2020年年初肇始的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以及年末揭晓的引发全球关注的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形象地体现出当今全球化的复杂趋势。
从病毒的全球流动到全球政治的紧密互动，全球化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距离我们这么切近。在印度学者、《远东经济评论》前记者、编辑纳扬·昌达看来，造成了当今“四海一家”的全球化，实则可以追溯到五万年前人类的始祖走出非洲开始，而后在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和武士这四种“全球化主力军”的推动之下，逐渐发展到当今“互联互通”的“地球村”。昌达在其《大流动》一书中，全面、系统地回顾了从五万年前开始直到当前的“全球化”的历史进程。
一
《大流动》一书的英文原名是《捆绑在一起: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和战士如何塑造全球化》(BoundTogether:HowTrades, Preachers,Adventurers andWarriorsShapedGlobalization)探讨了全球化的历史渊源及复杂性。昌达在书中指出，全球化源自人类最基本的欲望：寻求更好更充实的生活。昌达富于新意地将全球化主力军归为四类：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和武士。这些全球化推动者为了追求更富足的生活，或是为实现个人抱负，离开了原住地，不仅将产品、思想和技术传播到域外，而且拉近了不同地域间的关系，并借此建构和深化了“全球一体化意识”。从字面上看，从 1519年费迪南德·麦哲伦(FerdinandMagellan)首次环球航海起，这种“全球联系”才算名副其实。但在昌达看来，广义的全球化，就是拓展已知世界，将地域上各自分离的社群联结在一起。这一趋势自人类历史开始时，就与我们人类同在。昌达认为，推动这一趋势的主力军其实从未改变——尽管经常变换称号——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而全球各地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关系也越来越紧密。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激进的社会活动家、移民和游客一直持续推动着数千年前就开始的一体化进程。
昌达所讲述的全球化故事大约起始于5.5万年前，始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modernhuman)走出非洲的旅程。当时，出于生存的需要，人类的祖先成为最初的冒险家，一代接一代迁移，占据了地球上的宜居地区，又沿着不同的路线进发，直到找到栖身之地安顿下来，而后再次走上征途，和其他分散的社群重建关系。
昌达将全球化这一过程置于“长时段”历史背景之中加以考察，不但解答了世界如何走向全球化这一疑问，也有助于读者了解现阶段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各股力量。
在昌达的笔下，商人向往更好的生活、更有力的保障，所以劈波斩浪，远渡重洋，这种人性的欲望从未消失;武士为实现政治抱负而攻城略地;传教士满腔热忱，背井离乡以劝服别人接纳自己坚信的首善教义，这种热忱至今也未曾冷却;冒险家找寻新大陆，创造新机遇，而且乐此不疲，这种冲动也不曾平息——所有这些力量至今依然在发挥作用，令世界越变越小。
今天，更多的新鲜血液补充进来，但是其组织和阵营已经改变：移民和游客替代了过去的冒险家，部分非政府组织支持人权、环保、反贫困等事业，加入了传统的传教士行列，但是其奋斗目标却超出了信仰的范畴。消费者人数激增，成为新型的全球化生力军。
二
《大流动》一书的主体部分分为十章。在第1章中，昌达溯本求源，将人类种族的“首次全球化”活动追溯到5.5万年前的冰河纪(IceAge)后期。当时人类的祖先中，有少数人结伴走出非洲，寻找更好的食物和安全保障。他们沿海岸漂泊，穿行中亚，一路捕猎，最终在各大洲安家落户。他们的肤色和面部特征发生改变，说起不同的语言，形成不同的文化。在地中海东部沿岸、印度和中国，随着城市文明的兴起，商人、传教士、武士和冒险家们开始发展多边关系，推动全球化进程。
在第2章“从骆驼商务到电子商务”中，昌达将贸易发展的源头定位于人类文明开始的时刻，并叙述至当代，以揭示贸易发展过程中，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分散之地通过商务网络连为一体。随着贸易的增长，货物的增多，交通工具——从骆驼商队到靠季风吹送的帆船，从蒸汽机船到集装箱货轮以及互联网——也一直在提速。昌达讲述了印度的手摇纺织工为全世界供应纺织品，但因工业革命而彻底消亡的故事。取而代之的是印度呼叫中心的工人和程序员，他们通过光纤光缆和世界联网，与世界更紧密地编织在一起。
在第3章“内藏乾坤”中，昌达详细讲述了三种日常用品——棉花、咖啡和微芯片的故事。这三种产品从全球商务中脱颖而出，在其内部蕴藏着全球互联互通的玄机。棉花最初是印度的作物，然后被推广到全世界，继而被美国棉花取代。咖啡一度只在阿拉伯世界流行，但是后来它征服全球，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工作岗位。今日全球化进程最倚重的工具当属微芯片，它助推信息革命，也为几乎所有工业产品提供技术支持，而它本身则是从全球科学知识交流中产生的数学和物理概念中演绎而出，这一科学知识交流过程前后持续千年，范围遍及三大洲。
在第4章“传道世界”中，昌达探索传教士在同人类社群接触、联系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出于人类的精神需求和信仰的发展，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鼎足而立，传遍全球。昌达认为，今天的环保组织等，是新型世俗化的“传教士”，他们宣讲人权、环保、反贫困的“教义”，加强了世界各地的联系。
第5章“周游世界”讲述了冒险家的故事。人类中的冒险家因为好奇而走上探险和发现之旅，这种好奇心正是将地理上各自分离的世界连为一体的重要因素。早在公元前 500年，迦太基大将汉诺(Hanno)就乘舟沿非洲西海岸漂流。 14世纪起，摩洛哥的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还有马可·波罗(MarcoPolo)和费迪南德·麦哲伦等人纷纷走上旅途。无数冒险家拓宽了世界版图，也为创建今日的一体化世界贡献了力量。今天，千万移民离家闯荡，追寻更好的生活，千万游客也急于出行，他们共同筑成日益坚实的桥梁，将全球各地连为一体。
在第6章“帝国经纬”中，昌达循着历史轨迹，考察那些志在天下的统治者和武士在全球化进程中起到的作用。从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theGreat)到成吉思汗(GenghisKhan)，这些统治者实现了抱负，将八方土地和各个族群纳入其治下，不仅催生出更多样化的基因库，而且传播各民族文化。昌达指出，帝国——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统治者们构筑的政治体系，促进了法律和语言统一以及全球动植物物种交流。
第7章“奴隶、细菌和特洛伊木马”探究全球联系扩展过程中最阴暗的部分。越来越多的商人、传教士、武士和冒险家走向世界各地，他们也带去了严重的问题。从一开始，他们就将在他乡抓获的战犯以及普通百姓变为奴隶。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后，更是逐步将蓄奴制推向高峰，美国各地因此出现多种族社会。16世纪的西班牙殖民者则将天花和流感病毒带到美洲。今天的计算机病毒制造者又利用高速光纤互联网网络，扰乱并破坏全球计算机运行。
第8章“全球化：从流行语到诅咒”考察了“全球化”一词的成长历程：1961年它怯生生地挤进英文词典，之后，由于人们对世界互联互通现象的认知不断深化，“全球化”终于成为流行词。这一历史时期，由于管制放宽和技术进步，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如虎添翼。但全球化进程滋生出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人们逐渐开始重新评估毁誉参半的“全球化”。第9章“谁害怕全球化”讨论了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全球化的正面及负面影响、后果。
昌达在最后一章“前路漫漫”中总结了全球化进程，，指出目前必须面对的全球性挑战是到底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将暂时被排斥在全球化体制之外的人群纳入全球化进程，并遏制部分发达国家日益嚣张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保护主义思潮。
三
今天，全球化毁誉参半，面目难辨。昌达指出，全球化的进程中，赢家往往成为全球互联互通的规则制定者。西方的反全球化思潮又是一个例证：一旦利益受损，掌握权力的一方就想改变游戏规则。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人一直在鼓吹自由贸易的好处，现在，西方人似乎突然害怕其加入了全球贸易系统的中国人、印度人和越南人。
昌达引用纳粹崛起的史实警告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全球化思潮，有可能蕴育着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1929-1933年，第二次全球化进程在关税壁垒和移民限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浪潮中戛然而止，引发了全球大萧条，世界贸易额降幅超过50%。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写道：从全球化失败中捞取最多的政治资本的人，当属希特勒。在德国，大萧条造成的经济动荡，政治上的幻灭感，人民渴望“大国崛起”的民族主义渴望，都为纳粹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希特勒在竞选演说中反问选民：“当今世上，有太多的国际主义、国际道义和国际契约，这些到底给德国带来了什么呢?”昌达指出，希特勒的反问，与今天很多发达国家中的反全球化言辞如出一辙。而德国当时的反全球化的结果，就是希特勒上台。
昌达指出，从历史观点看，世界一体化进程已经持续了数千年，今日的全球化世界从中诞生。这一进程无法逆转。今天互联互通的全球化世界中，可供使用的人力资源以及创造力无比丰富。昌达警告说，如果富裕的工业化国家为了逢迎其国内的民粹主义政治风向，突然试图阻断全球化进程，将是严重的错误。20世纪上半叶的战争和衰退已经提供了惨痛而深刻的教训：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会发生一些无法避免的难题，如果因为找不到简单的解决办法就强制性地切断人类共同体之间的联系，后果将十分可怕。昌达此书写于2007年，但“言犹在耳”，美国等富裕工业国走上了昌达所警告的道路。后果如何，尚需拭目以待!
昌达在该书的结论处追问：全球化是否有脱轨的危险?有人觉得高枕无忧，因为全球化的世界联系紧密，无法拆分。但昌达提醒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作家安吉尔曾预言说，从经济的角度看，世界大战不可能发生。当人类被狂热的情绪左右时，则无法保持经济实用主义原则和理性主义信念，这类实例史不绝书。但是，昌达又指出，仔细阅读历史，我们又会发现，全球化进程不会终止。世界的互通互联是复杂的历史进程，在数千年中，其势头越来越猛，任何人都无法终止这一进程，也不可能解除人类共同体之间的多重联系。历史上出现过使全球化进程受阻的重大事件，比如罗马帝国覆灭和欧洲黑死病蔓延，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贸易崩溃、移民中止，但这些事件也只是暂时中止了全球化进程，延缓了人类共同体的交流活动。昌达警告说，此时(他写作此书的2007年)人类可能再次走向这样破坏性的阶段。想到2008年就发生了肇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昌达的警告可谓颇具前瞻性。
昌达指出，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人们的思维进步的速度。人们仍然固着于狭隘的国家主义观念，只愿意保护国境之内的土地和人民，用国境线、铁丝网、安全部队和海关官员，将自己与其他国家、地区分割开来。但其实今天的人类，起源于共同的非洲祖先，出自非洲那个叫做“顿亚”的村庄。看不见的历史经纬，将人类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人类的欲望、报复与恐惧合在一起，织就人类共同的命运。昌达在全书结尾时总结说，人类必须克服狭隘的民族观念，超越宗派利益，将命运联结、交织在一起。叫停全球化毫无意义，因为无人能够叫停。我们只能通力合作，努力调整迅速融合的世界的发展方向，推动全球化走向更和谐的道路，因为全球人类的命运实际上息息相关。
四
总的来看，昌达此著背景宏阔，叙述生动，充满逸闻轶事，富于故事性，体现了昌达记者与学者的双重素养。昌达简洁明快地将塑造全球化的生力军归纳为“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和武士”，的确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当然，有些书评家对昌达此著略有批评。比如亨特(B.Hunter)认为,《大流动》一书尽管立意新颖，但并没有全面解释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推动当今世界变革的权力结构。
如果我们在更宏大的理论视野中审视昌达的“全球化生力军”四种划分，或许会有更加丰富和多元的洞见。昌达所分析的四种“全球化生力军”——商人、传教士、冒险家和武士，大致类似于美国政治学者约瑟夫·奈所谓的硬实力(帝国、武士、冒险家)和软实力(商业\信仰\文化)之分，也类似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脉络中的“王霸之辩”。比如，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追溯了欧洲政治思想脉络中的“霸权”观念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脉络中的“王霸之辩”，认为欧洲的“霸权”概念强调国际关系中的强制(武力、暴力、硬实力)与合意(同意、认同)的综合控制，由此而逐步确立软\硬实力的综合平衡，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王霸之分”，在于“王道”追求价值观上的合意认同(仁、礼)，而“霸道”追求赤裸裸的强力运用。中国儒家思想尊崇前者而谴责后者，但在国际、国内权力关系的实际建构中，却又陷入“儒表法里”的双元结构。结合昌达所谓的四种“全球化生力军”的区分，如何建立硬实力\强力、软实力\价值观或者“王道\霸道”的协调平衡，则是《大流动》引发的更深入、更丰富的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