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山东的王姐在北京从事家政工作，一干十多年越发得心应手，收入也不错，唯一苦恼的是在北京没交社保，总觉得有后顾之忧。她告诉中国经济时报：“家政公司规模小，流动性大，阿姨们都不是本地户口，公司没给她们交社保，退休了也没有保障。”
王姐服务的90后小张夫妇也是灵活就业人员，以前穿梭于各大片场当群演，疫后在家做网络主播带货。“我们很想在专业技能上快速提升自己，成长为像薇娅那样的大腕，但不知道去哪儿找靠谱的专业培训。”小张说。
目前，我国灵活就业规模达到2亿，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扩大就业的新引擎。因此，搞活和规范发展灵活就业迫在眉睫。
近日，我国对进一步支持灵活就业作出具体部署，将坚持放开搞活和规范发展并重，社保、补贴、培训等一样都不少。接受本报采访的专家认为，插上制度保障的“翅膀”后，灵活就业“蓄水池”
将增大，高质量就业更加可期。
做大灵活就业是大势所趋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研究室研究员张丽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认为，随着新经济、新技术的发展，传统就业形态被打破，劳动力市场悄然发生蜕变，灵活就业模式正成为主流。外卖骑手、家政阿姨、网约车司机、网红主播、微商等新职业不断涌现，人员和规模加速拓展，形态和种类日趋多元化。
“从更大方面来说，中国正处于一场技术、经济、社会多重变革转型的浪潮中，农业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制造业创造的岗位也越来越少，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成了新的就业蓄水池，符合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趋势。疫情影响之下，灵活就业的优势性、重要性愈发凸显，这也是全球性的大趋势。”张丽宾说。
然而，相关劳动保障不够健全，常常让这个群体的安全感无处安放，制约了其进一步健康发展。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人口经济研究室副主任赵文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现在很多灵活就业如外卖小哥并不是直接跟平台签订劳动合同，而是外包给了中介，缴纳的是商业保险，没有社会保障，尤其是工伤保险，一旦出现交通事故等纠纷，很难追责到平台。劳动关系不明，社会保障空缺，劳动监管薄弱，真正属于“弱从属、无保障”。
中国社科院相关调查显示，我国注册的外卖骑手人数已超过千万，但六成以上没有社保，至今存在着巨大的劳动合同真空。
另外，技能培训诉求、贷款担保需求、就业环境规范等也亟待完善。
制度为灵活就业保驾护航
对此，我国政府反应灵敏、出手迅速，已为灵活就业按下“加速键”。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要用机制性的办法来解决可能出现的职业伤害”。3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推进灵活就业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工伤保险覆盖面。5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提出，正研究制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措施，推动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社保的户籍限制，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清理和取消不符合上位法或不合理的收费罚款规定，为灵活就业创造好环境。紧接着，5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表示，坚持放开搞活和规范发展并重，降门槛、强扶持、优服务、促孵化，强化政策供给，创造更多灵活就业机会。
张丽宾表示，灵活就业作为当下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要想稳住就业大盘，这个重要抓手必须抓牢。从一系列会议透露出的信息看，政策制度有很大的突破，其核心就是促进灵活就业健康发展，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提高就业质量，从而助力稳就业保民生。这反映我国政府对整个经济社会形势把控非常精准，顺势应时，直面问题，彰显民生关怀。
赵文认为，社会保障问题是新就业形态最大的难点。应加快推进制度改革，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条件，吸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尽快推广职业伤害保障，研究探索符合灵活就业特征的失业保障制度，探索建立一套适应新业态用工的保障体系。
总之，基于经济增长形势和劳动力市场环境的变化，社会保障体系也应进行相应调整，让劳动者“应保尽保”，帮助灵活就业群体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事实上，相关措施近期已陆续在部分地方先行先试。例如青岛市新业态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相关政策将于近期出台;广东省人社厅5月10日发文，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户籍参保门槛，为异地户籍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提供便利。自6月1日起，在浙江省(含宁波市)和重庆市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试点，保险主要面向外卖员、滴滴司机等各种灵活就业人员。
在国家层面，人社部近期透露，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伤保险问题关系到广大劳动者切身利益，相关政策正在修改，预计今年年内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