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防范化解隐性债务，近期湖南省召开了罕见高规格金融工作会议，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强调，要坚持守土负责、主动作为，采取强有力举措严密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风险。
湖南采取“停建一批、缓建一批、调减一批、撤销一批”来化解存量债务，严控债务增量。并通过严把土地供应、项目管理、企业债券发行和平台公司整改四大关口来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隐性债务成因全解析
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被中央提至新高度后，一些地方违法违规举债案例被中央部委通报，其中湖南省内的部分地区多次被点名。
其中，在审计署公开的案例中，湖南省邵阳市变相举债涉及隐性债务资金高达72.33亿元。更早的2016年6月，审计署在重点审计部分省市县政府债务时也发现湖南省出现隐性债务，主要是在委托代建项目中，约定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支付建设资金。在基础设施建设筹集的资金中，不同程度存在政府对社会资本兜底回购、固化收益等承诺。
第一财经注意到，为了打好防风险战役，理清风险点和发力点，近日湖南日报一篇《打好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主动仗》文章称，湖南全省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各级党委政府风险意识不断增强，过度举债的投资冲动有所下降，一些地方已经着手整治违规举债突出问题。但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全省政府性债务总量仍然不小，特别是隐性债务形式多、增速快，积累的局部风险不容忽视。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数据，截至2017年底，湖南省地方政府债务余额约7756亿元，较2016年增长较快。政府或有债务约2452亿元，较2016年有所减少。
中债资信对湖南省2018年政府专项债券信用评级报告称，湖南省政府未披露债务率情况，截至2017年末湖南省政府债务余额/2017年全省政府综合财力为1.05倍，整体债务风险可控，债务期限结构较合理。
上述文章详细分析了湖南省隐性债务形成情况：一是融资平台公司成为隐性债务主要载体。一些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数量过多，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层级复杂，管理混乱，违规担保、随意拆借资金现象严重，大部分举债游离于财政部门监管之外。平台公司盈利能力较差，难以通过自身经营收益偿还债务。
二是一些地方政府通过PPP、政府购买服务变相举债。没有收入来源，无具体运营内容，异化为变相举债的工具。不少地方将市政道路、管网建设等工程，假借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进行融资。
三是融资形式日趋多元，风险隐患交织复杂。除常规的银行贷款外，融资租赁、企业债券、PPN、信托融资、中期票据、基金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相互交织，既拉高了融资成本，又加大了监管难度。
此次审计署披露的邵阳市变相举债案例正好切合上述情况，即融资平台公司成为举债主要载体，而且融资形式多元。
2017年8月至11月，邵阳市融资平台公司邵阳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利用政府道路管网等公益性资产开展融资租赁、发行中期票据等方式，从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等机构举债72.33亿元，主要用于偿还到期债务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其实中央和湖南省三番五次重申地方不得违法违规举债债务，为何湖南个别地方仍存在变相举债问题?
上述文章分析，政府性债务问题，说到底是发展理念和政绩观的问题，反映出一些地方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仍然存在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势，习惯于走靠高负债拉动增长的老路。
在4月16日的湖南省金融工作会议上，杜家豪强调，要坚决摒弃依靠基建投资拉动增长、通过高负债保增长的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
化解债务出狠招
为了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监管，今年中共湖南省委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严控政府性债务增长切实实施防范债务风险若干意见》，推出了全面清理核实债务情况，切实加强债务风险管控，坚决制止各种违规举债融资行为，清理整顿融资平台公司，规范适合市场运作的公益性项目融资，强化组织领导，责任追究具体举措。
为真正让化解债务存量和严控债务增量落地，湖南省推出了“四个一批”。即停建一批：对不属于中央重点项目和省委、省政府明确的民生实事项目及重点项目，且本地债务已超过警戒线的未开工项目，予以停建。缓建一批：对已开工建设的城市景观等项目，债务成本高、风险大的，暂缓建设。调减一批：对投资规模大、标准脱离实际的，压减投资规模。撤销一批：对违反中央规定顶风违规举债的，坚决予以撤销。
这项举措立竿见影。比如上述被点名变相举债的邵阳市政府公开消息称，通过一个月努力，邵阳市本级停缓调撤项目投资193.6亿元，减少可能的新增债务220亿元以上。
为了进一步封堵地方违法违规举债通道，湖南还严把“四道关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