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军认为，通过大量使用MLF、PSL和逆回购等政策工具，积极支持解决“服务三农”、“中小企业融资”等难题，想法是好的，但实际上很难解决多少支持“三农”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
人民银行宣布，从2018年4月25日起，下调大行、股份行、城商行、非县域农商行、外资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同日，上述银行将各自按照“先借先还”的顺序，使用降准释放的资金偿还其所借央行的中期借贷便利(MLF)。
早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上半年，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就曾在多个公开演讲中表示，“适当收缩MLF、PSL、逆回购等货币工具的使用规模，配之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加以‘切换’，努力将中国式的货币政策‘扭曲操作’回归正常状态。”
目前的货币政策操作，与当年于学军的建议完全一致。为此，4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他。
于学军表示：“我研究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长达30多年，这次调低存准率和我近一年半前的意见，并且我大张齐鼓地推动过，完全一致，如愿以偿。”
于学军也表示，当前降准通道已经开启，未来空间还很大。无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国际经验来看，存款准备金率有6%-8%就不低了。并且，随着存准率向这样一个方向调整即恢复正常，相信中国经济、金融的状况会渐入佳境。
降准比MLF更有利于资金流向实体
至于为何要用降准来置换MLF，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可以增加长期资金供应，银行资金成本将有所降低。置换MLF使商业银行付息成本有所减少，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于学军却表示：“由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与使用MLF这些新兴政策性工具所释放的信贷资金，从表面看并无二致，实质上却大不相同。”
他进一步解释称，由降准释放的信贷资金来自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各项基础存款，主要是市场资金，自然应回归商业银行并以投向市场为主。而大量采用MLF等新兴政策性工具，则主要是通过金融市场进行操作，这些资金多“悬浮”于金融机构之间相互流转、融通，更多进入政策性、信托和证券类等金融机构，主要投向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市场等，难以真正进入实体企业。事实上，这样的一些回答，是去年八月他写就的一篇文章所述，只是囿于各种原因，却从未发表。
当前，防范金融风险成为“三大攻坚战”之一。于学军认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长期持续的货币信用巨额投放，首当其冲可列为金融风险的重要根源。所以，在严控货币信用总规模的前提下，应采取“对冲”手段合理调整政策结构，尽可能使存款准备金率回归“正常”。
“就目前及未来中国金融宏观调控来说，调低存款准备金率肯定是一个正确的方向，预计还有较长的路走。”于学军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我国银行业的准存率仍在16%-14%这样的高位。而事实上，从历史和全球来看，存准率维持在6%-8%当属正常，所以未来三年内至少还有6-8个百分点的调整空间。
不过他也强调，虽然存准率未来进入下调通道，但具体调整的节奏和步伐，却要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相机抉择，相信应该不是直线条或等距离。因为宏观形势以及人们的判断，随时可能发生大的变化。
降准并非货币政策大幅宽松
于学军同时表示，降低存准率并不意味首大幅放松货币政策，放任货币信用大规模膨胀。他举例，“就好比外面的气温骤降，一天降15度是常有的事，这时你就是把空调温度调到很高，也不等于温度就能上升到24度的理想温度。货币政策操作的道理也是如此。”
在于学军看来，稳定中性的货币政策方向是确定的，短期内应不会有大的改变，降准置换MLF等政策工具以外所释放的约4000亿流动性，业界理解主要还是为了保持社会适度的流动性这样的一个环境。
至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很多银行都表示，“贷款额度紧张，贷款利率也开始上涨。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于学军认为，现在社会上反映银行贷款额度紧张，应该主要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是货币信贷总规模控制更严格了，货币政策自2016年三季度之后确实发生了一些调整;二是受到具体的规模管理约束，的确不能放贷了。当然，自去年以来监管的力度也明显加强，表外业务明显受到控制，这也会带来一些影响。
于学军认为，通过大量使用MLF、PSL和逆回购等政策工具，积极支持解决“服务三农”、“中小企业融资”等难题，想法是好的，但实际上这些资金大部分流到地方政府平台和进入房地产市场，却很难解决多少支持“三农”和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
因此，在他看来，防范金融风险，引导资金脱虚向实，关键是在控制货币总量的前提下，对货币投放进行结构调整。因为一方面维持很高的存款准备金率锁定巨额信贷资金，另方面又大量采用MLF、PSL和逆回购等政策工具释放大量流动性，这就势必造成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外及非信贷类资产快速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