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骚扰电话需强化政企联动
新京报漫画/赵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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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可以与此类企业加强资源合作，包括技术、案例、线索等分享，从而优势互补，线上线下一体化协作，形成“无形的手”与“有形的手”的合力。
骚扰电话屡禁不绝，凸显出公民信息泄露及非法商业化用途的症结。7月底，工信部、最高法、最高检等13个部门印发《综合整治骚扰电话专项行动方案》，自2018年7月起开展为期一年半的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商业营销类、恶意骚扰类和违法犯罪类骚扰电话。此次13部门联动，体现政府监管部门对“终结”骚扰电话的重视及开展此次行动的力度。
骚扰电话往往来源于公民信息的泄露乃至被兜售，成为灰色交易品。而整治骚扰电话，则需要从源头做起，首先要追究为何有些企业可以轻易拿到用户信息。此外，骚扰电话的相关链条很长，需要针对链条中各个环节进行责任边界的厘清与划分，进而对应落地相关责任主体。从《方案》来看，包括对高发行业的重点整顿、基础电信行业的应尽责任、用户举报渠道建设以及监控技术升级，都提出整治骚扰电话行动的明确要求。
《方案》明确依法严厉打击各行政机关和电信、金融、医疗、教育、物业、物流、寄递等重点单位工作人员非法出售或者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一追溯到具体泄密终端责任人的法律手段，在以往相关法律中已经被提及，关键就在于执法部门的日常执法力度，一旦发现类似用户信息骚扰案件，就要追查到底，彻底查清究竟是谁将用户信息泄露出去，从而对其进行追惩。
在具体的执行中，整治骚扰电话需要强化政企责任联动。尤其是涉及用户信息的企业必须建立内部自律机制，而不是像以往，某些企业对于用户信息管理不善，甚至将用户信息用于交易牟利。因此，笔者建议执法机关在相关案件查处中，不仅要追究泄露用户信息的直接责任人，对于企业管理层等间接责任人也要倒查其不作为责任，从而倒逼企业形成履责链条，采取更多举措来建立用户信息保障的内部防火墙。
此次《方案》提出，基础电信企业要严格规范企业客户可以使用的号段范围，严禁利用透传技术虚拟主叫号码或自行修改主叫号码，对未通过鉴权的呼叫一律进行拦截。留存通信数据，配合做好通话溯源倒查工作。
在此前的类似骚扰电话治理中，政府部门及公众更为关注制造骚扰电话的企业责任，而忽视作为“通道”的基础电信企业，事实上也应该在这方面把好关口。《方案》已经对基础电信企业给出责任列表，接下来就看基础电信企业的执行效果。监管部门对于基础电信企业的实时监管也不能少，如果在整顿期间再发生大规模骚扰电话事件，出现此类问题的基础电信企业也要被问责，如此才能堵住信息漏洞。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公民信息保护也是潜力无限的朝阳市场。正如网络反病毒所演生的巨大产业规模，为用户和企业提供高价值的信息保护服务，给不少第三方企业提供了发展机会。据悉，不少互联网企业就推出过骚扰电话、短信的拦截服务。
致力于保护公民信息的第三方企业身处市场一线，掌握大量实践案例，可以根据骚扰电话、短信手段的变异，加快检测及拦截技术的升级。这也说明，充分利用市场资源，可以有效协助政府对于骚扰电话的监管。监管部门可以与此类企业加强资源合作，包括技术、案例、线索等分享，从而优势互补，线上线下一体化协作，形成“无形的手”与“有形的手”的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