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崔磊磊
“脱贫不易,小康更难;喜结良缘,毁于一旦。”
这是一段民间顺口溜,却反映了农村“天价彩礼”已成为一些贫困地区脱贫奔小康路上的“拦路虎”。与此同时,闹婚恶俗也是人人喊打,但又无可奈何。
社会各界对“天价彩礼”、恶俗婚闹等问题关注已久,却难觅解决良策。按照传统观念,给彩礼、闹婚等既是风俗习惯,也是家庭事务。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至少从表面上看,彩礼再高、闹婚再恶劣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外人似乎很难介入。
可是,事情真的如此吗?
一些地方彩礼数额飞涨
在有些地方,天价彩礼层出不穷,而且经常成为好事变坏事的导火索。
2017年春节,对于家住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付道镇的陈老汉来说,本应是他们全家最幸福的欢聚时刻,结果却过得冷冷清清。就在那年,陈老汉的儿子陈冰涛结婚,这本来是一桩喜事,但就在新婚之夜,陈冰涛却用锤子杀死了自己的新婚妻子。
陈老汉是个憨厚老实的庄稼汉,他所在的村庄地处豫北平原。儿子陈冰涛相貌堂堂,但由于家里条件困难,“没房没车,条件不硬气”,相了多次亲最终都无果。
为了儿子的婚事,陈老汉在亲友的帮助下,给儿子在汤阴县城买了一套房,首付16万元,贷款近20万元。
有房之后,在给一名乡村媒人充话费、送烟及请吃饭后,李晓晓被介绍给了陈冰涛。
“当时女方家里提出的彩礼是11万元,确实太高了些,但是考虑到孩子年龄确实不小了,万一一直娶不上咋办?我们也只能认了。”陈冰涛的亲属说,在初次见面后的一周里,他们四处筹借到了11万元。
随后,当着媒人的面,陈冰涛家人给了女方1万元现金,其余的10万元用银行转账的方式打进女方的银行卡内。就这样,婚事算是定了下来。之后,就是两家走动、发红包、买礼品、置办衣服化妆品等,连同办婚礼喜宴等,短短两三个月时间,陈家一共花去了18万元。
为给儿子娶亲,陈老汉不仅耗尽家财,还背上了数十万元债务。可谁会想到,在洞房花烛之夜,一场激烈的争吵后,新郎竟然用锤子砸向新娘的头部致其丧命,给两个家庭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痛。
事后了解到,双方争执的竟是已支付的11万元彩礼。
其实,对不少地区的农村适龄男青年来说,越来越高的彩礼正成为他们沉重的负担。“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动辄几十万元的彩礼给本应喜庆的婚事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现在,彩礼在整个婚姻支出中占有很大比例。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燕舞曾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彩礼变化进行过梳理:上世纪7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结婚对大部分农村家庭来说算不上是负担。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婚姻消费开始上涨,数额相当于一个农村劳动力年毛收入的三四倍。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需要劳动三四年才能结得起婚。
从2000年开始,婚姻消费可谓飞涨,彩礼数额几乎需要一个劳动力不吃不喝劳作4年至7年才负担得起。如果考虑建房等硬性条件的消费支出,那么意味着一个劳动力需要劳作11年至16年才负担得起。“这还是几年前的推算,如果放到现在,大概得要20年才付得起。”刘燕舞说。
值得注意的是,受访的业内人士认为,在现代婚姻中,彩礼仍然是所有婚俗环节中无比重要的一环,因此,其存在本身并不需要被非议。
“可是,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彩礼的核心应该在‘礼’,而现在却越来越异化成赤裸裸的‘钱’以及可以折算成‘钱’的具体的物。”刘燕舞说。
根据刘燕舞的调查,2000年以后,彩礼问题逐渐失控,越穷的地方,彩礼的绝对金额与收入水平之间的绝对比越高。各地方还衍生出一些“彩礼法则”。
“例如‘万紫千红一片绿’,‘万紫’也就是一万张5元纸币的总值,‘千红’则是一千张100元纸币的总值。‘万紫千红’是可以确定的,对于老百姓来说,最恼火的是那‘一片绿’,有的地方约定这个‘绿’至少不能少于1张50元人民币,但不少地方对‘片’的理解不同,是一大片还是一小片是‘随意’的。”刘燕舞对记者说,可是,谁敢“随意”?谁家姑娘是可以“随意”的?于是,男方就只好铆足劲让这个“片”更大,“还有诸如‘一动不动’,也就是汽车、房子,这些最后都要折算成具体的钱”。
婚礼恶俗化现象堪忧
除了天价彩礼,婚俗恶俗化、庸俗化问题也一直备受诟病。
2017年10月,国内一家门户新闻网站对近五年发生在各地的闹婚新闻事件分析后发现,最常出现的闹婚方式为“被绑”,多在其他项目开始前实施,免得新郎、伴郎溜之大吉;其次为“被辱打”“被扮丑”“被游街”等。
在被统计的新闻事件中,“受害者”多数为新郎,其次为伴郎或伴娘,最后是新娘与双方父母。
事实上,许多人都对类似的闹婚行为感到不满。早在2014年,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就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手机腾讯网对21155人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79.2%的受访者曾经历过“闹洞房”,60.9%的受访者直言并不喜欢“闹洞房”婚俗。
闹婚风气之炽,也令许多年轻人心生畏惧。记者粗略检索发现,“闹伴娘”是网络提问的重点领域。很多人发帖提问:“某某地方结婚闹伴娘吗?闹得严重不严重”“下周要去某地当伴娘,心里好紧张”。有的人举办婚礼临时招聘伴娘,开出的条件之一便是“文明结婚,不闹伴娘”。
北京律师徐莹认为,“闹婚”变“闹剧”,反映出一些地方的群众法治意识淡薄。在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当今社会,闹婚行为不仅无助于婚姻关系,还可能因为闹得太大太过,给新人和双方亲友带来不愉快。尤其是在一些恶性闹婚事件中,闹婚者的行为已经远远超出“陈规陋俗”的范畴,有违法犯罪之嫌。
2017年6月,一段“疑似闹婚伴娘被袭胸猥亵”的视频在网上传播,引发网民和警方关注。随后,西安警方通报称,视频中涉嫌猥亵的两名男子已被警方查获。
“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很多恶俗的闹婚视频借助社交网络大肆传播,给受害人带来二次伤害。”徐莹说。
在刘燕舞看来,不少地方婚礼的恶俗化和庸俗化现象堪忧。
所谓婚俗的恶俗化,是指公然、公开地在婚礼过程中开乱伦禁忌的玩笑。刘燕舞向记者举例说,在调查中,他发现有些地方存在“灰公醋婆”游戏,就是让公公迎接或背着儿媳,并让公公胸前吊一个胡萝卜和挂一把扒灰的扫把,还挂着写有“今天我值班”的红条幅,而让婆婆胸前挂两瓶醋并写上“今天我吃醋”的红条幅,“这就是一种恶俗”。
所谓婚俗的庸俗化,则是指突破平时的风俗底线,为了取乐,肆意打扮和丑化新人特别是新郎甚至因此而引发血案的现象。
“有些地方让新郎光着身子斜穿女性内衣和内裤,用墨水或油漆涂花身体,打扮成小丑;还有些地方甚至对新郎‘大刑伺候’,五花大绑游街示众等。”刘燕舞说,他们在调查中就曾耳闻过这样的事情,因为用汽油洗油漆而引发燃烧导致新郎大面积烧伤,也耳闻过因为五花大绑抬着扔进水塘而刚好水塘中的木桩顶在新郎脊椎骨上导致其终身瘫痪。
除此之外,刘燕舞向记者介绍说,婚俗的过度市场化现象也令人担忧。
“过度市场化,是指与婚礼举办相关的一系列非理性婚姻消费行为,比如乐队、戏台班子、横幅、拱门、车队等。如果说是适度的市场化,这些项目的消费维持在较少的数量内是可以理解的,但明显超出一定的数量就是非理性的过度市场化。”刘燕舞举例说,例如,拱门搞上十几个从村口沿路隔一段距离就摆一个,车队搞数十辆并且刻意给每辆车上标记从1到10到N的序号,看上去不像是为了喜庆,而更像是为了炫耀而招摇过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