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发布。中国社科院预测，到2035年，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将耗尽。2019年，平均2个多缴费者赡养1个离退休者，到2050年，几乎是1个缴费者赡养1个离退休者。
这是人口红利逐渐缩小的副作用之一，因为中国的养老金体制是“现收现付”的，你以后能领到多少养老金，很大程度上要看将来的年轻人能交上来多少钱。
这样的方式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养老金制度正式建立时确定的。那时有2000万左右退休人员没有缴纳过养老金，他们的养老金由在职员工缴纳的统筹账户来解决。
可人口红利逐渐缩小，养老金光靠下一代，现在看来可能是不够了。
2018年7月，中国建立了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规定各地按比例上缴资金形成中央调剂基金，由中央再按离退休人数向各地定额拨付。
如今，养老金的压力，要下一代分担，也要地域间平衡。
根据财政部日前公布的2019年中央调剂基金预算情况，广东、北京、浙江、江苏、上海、福建、山东等7个省份，养老金缴拨差额最多，一共贡献了1220.6亿元;而辽宁、黑龙江、四川等22个地区(含新疆建设兵团)都属于“受益”的一方。
这些“受益”的地区中，有一部分此前已出现养老金收支缺口。
数据显示，2016年，青海、吉林、内蒙古、河北、湖北、辽宁6省份养老金收不抵支，而黑龙江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已经“穿底”，截至2016年底，累计结余为-232亿元。
但此次养老金的调剂，不只是哪里亏损补哪里。
根据国务院此前发布的相关通知，养老金中央调剂涉及两个计算公式：
某省份上解额=(某省份职工平均工资×90%)×某省份在职应参保人数×上解比例
(其中：上解比例2018年为3% ，2019年提高到3.5%)
某省份拨付额 = 核定的某省份离退休人数×全国人均拨付额
(其中：全国人均拨付额 = 筹集的中央调剂基金/核定的全国离退休人数)
根据公式我们可以看出，上解额的多少与该地区的平均工资和在职参保人数有关;拨付额的多少，则只和当地的离退休人员数量有关。
虽说养老金的中央调剂，不是简单的“劫富济贫”，但地区间经济水平的差异，确实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经济水平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当地的平均工资。“受益”于养老金中央调剂的省份中，有很多职工平均工资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8》相关数据，2017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74318元，河南、黑龙江、山西、辽宁、吉林等24省份均低于全国水平。其中，全国最低的河南只有55495元，仅为全国最高的北京的42%。
所以，2018年常住人口为2154万人的北京，有能力上缴394亿元，是常住人口3773万的黑龙江的5.8倍。
赚得多的就要养赚得少的?调剂不能是强制性的慈善行为，简单的平均主义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从人口流动角度看，很多地区对养老金中央调剂的贡献，可以说是责无旁贷的。
2018年，广东常住人口增长了177万人，其中84万余人属于机械增长，也就是净流入的人口;若去掉自然增长(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的31万人，2018年共有49万人从其他地区流入浙江。
而养老金中央调剂“受益”最多的辽宁，2018年的常住人口比2017年减少了9.6万;“受益”排在第二的黑龙江，2018年常住人口比2017年减少了15.6万。
这一边，东北三省人口流失在不断加剧，那一边，坐拥广州、深圳两个一线城市的广东，拥有最强新一线城市杭州的浙江，人才吸引力却在不断提升。
人口的机械增长，也就是流入流出，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有的地区吸引了年轻的、高质量的劳动力，就有地区在不断失去有创造财富能力的人群。
年轻人出走、老人孩子留守，剩下的劳动力养不起所有人，这是人口流失的地区必须面临的尴尬处境。
人口总抚养比，也称人口负担系数，是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其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指14岁及以下和65岁及以上人口;劳动年龄人口指15-64周岁人口。
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显示，安徽、广西、河南、江西、贵州、重庆等12省份，2017年人口总抚养比超过40%。
从人口总抚养比看，黑龙江、辽宁的负担似乎也没那么重，不该得到什么特殊照顾。但事实上，他们只是不爱生孩子了，退休老人还是一样要供养。
数据显示，2017年，黑龙江、辽宁的少年儿童抚养比分别为12.76%和13.39%，位列全国倒数第一和第三。
今年，养老金中央调剂的比例已经从去年的 3.0% 提高到了3.5%，调剂的力度还在加大，这项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基金当期结余的两极分化。但在职工退休金上调、养老保险的单位费率下调的当下，未来我们或许还需要更多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