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上次一口气读完一本书是什么时候?恐怕很多人还是在有手机之前。如今，需要半小时读完的文章，也几乎没人坚持到底了。不是我们堕落，是信息太多。直戳眼球的娱乐八卦、鸡毛蒜皮的突发事件、杂七乱八的压箱旧物……迷糊了大脑——“我刚才要干嘛来着?”
2007年出版的《超负荷的大脑——信息过载与工作记忆的极限》一书，为改善一般人的注意力缺陷提供了讨论基础。瑞典实验心理学家托克尔·克林贝里列举截止到那时的新发现(如今已是常识)，展示了工作记忆、注意力和智力表现的紧密关系。
很多人都知道工作记忆这个概念，它好比临时的信息抽屉，心算或者重复念诵电话号码时会用到它。一般人的“抽屉”在7个左右。
作者说，之所以脑子跑偏，因为工作记忆不够用。有个实验，让人一边驾驶，一边复述听到的词汇。受试者的刹车反应时间，比专心开车时慢0.5秒，工作记忆容量差的受试者，反应延迟达到了1.5秒。
大脑有一个垃圾邮件过滤器，在前额叶皮层和基底核。工作记忆容量大的人，这些脑区强，过滤好;工作记忆容量低的人会把干扰信息储存进工作记忆。工作记忆容量低的人往往不能专心，工作越难，他们越容易走神。多任务协同和抗干扰能力，似乎都可归结于工作记忆容量。工作记忆、注意力、智商，这几种表现呈现正相关。
几个月大的婴儿还没什么工作记忆。大人当面藏起玩具，一转眼，婴儿就忘了它被藏在哪里。工作记忆的脑区从几个月发育到二十多岁，一在顶叶，一在额叶上部，一在额叶前部。最显著的改变是形成一个叫做顶内沟的凹陷(爱因斯坦的这个区域最异于常人)。工作记忆还跟大脑里的多巴胺受体浓度有关。25岁开始，浓度每10年递减8%，工作记忆随之衰退。
不衰退行不行?克林贝里说，训练是有效果的。
一项对比西藏佛教僧侣和大学生的实验显示，有几万小时冥想经验的僧侣，脑内高频信号更强，相关脑区就是注意力控制相关的额叶和顶内沟。
训练能提高智商，也被教育实验证实了。上世纪80年代开始，委内瑞拉穷人区400多名十三四岁的学生接受哈佛教授的“观察技巧和分类归纳及演绎推理，语言的精准运用，解决问题能力，创造力和决断力”培训，IQ增加了10%，而且训练结束后，效果还逐年递增。逻辑可能是，孩子发现数学容易了，便乐意花更多时间学数学，因此能力进一步提升;南斯拉夫也有类似训练，300名学生每周花3到4小时训练“创造性解决问题”，为期3年。相比对照组，这些学生IQ增加了5.7，训练结束1年后，这个值升高到7.8。这种现象被称为“弗林效应”。
克林贝里认为，智商增加是因为与日俱增的复杂文本和指令、令人晕头转向的协同工作、层出不穷的新软件，都日益加重人的工作记忆压力，因此也锻炼了大脑。克林贝里提出，“弗林效应”的一个原因是大众文化在过去30年里越发复杂，对心智的要求越发高。比如当代电影的时间线支离破碎，观众不再是想“最后会发生什么”，而是想“现在究竟是怎么回事”;再比如游戏《侠盗猎车》有200多页的玩家使用手册。游戏缺乏清晰规则，要玩家自己寻觅线索，决定做什么。任务嵌套也会训练工作记忆。克林贝里认为，节目越来越复杂，是为满足人探索和寻求刺激的需要。某人开会拿出手机开始“划拉”，是他主动而为，并非成为信息的牺牲品。
《超负荷的大脑》建议，我们须正视对信息刺激和心智挑战的渴望。没有研究证明暴露于严苛的心智挑战会损害专注力。恰恰相反，极限挑战越大，训练作用越大。
克林贝里说，信息让人感到压力甚至无助，与人们的态度有关。如果将信息负荷联系于休闲、挑战和能力开发，或许人就没那么大压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