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层面发布的“减负令”已经有九道，地方出台的“减负令”已达三位数。资料图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一波接一波的重拳出击，深谙市场需求的培训机构自有应对，而对于教育部本着减负初衷的一系列行动，现实中学生家长的看法不一
受访专家认为，为校外培训热降温，治理违规培训班只是治标，治本之策还在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
在今年2月下旬四部门联合发文整治培训班一个月后，教育部再次出招，宣布全面取消中学生奥赛等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
此前，教育部等四部门的一纸通知，已掀起新一轮治理课外培训班的风暴。
法治周末记者调查发现，对于一波接一波的重拳出击，深谙市场需求的培训机构自有应对，而对于教育部本着减负初衷的一系列行动，现实中学生家长的看法不一。
受访专家认为，为校外培训热降温，治理违规培训班只是治标，治本之策还在于优质教育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
“杯赛”没了，“诊断”来了
一个月前，教育部等四部门通知中明令“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一度引发奥数学网、家长帮社区等多个网站热议，“各大杯赛是否还可参赛?”“孩子之前的比赛成绩是否还有效?”等问题，都成了热门话题。
法治周末记者联系了北京多家知名校外培训机构，这些培训机构均表示他们举办的各种“杯赛”要么延迟，要么取消了，这些培训机构也已经全面被禁止代报“杯赛”。
事实上，这些深受学生及家长追捧的“杯赛”并未消失。
3月2日，知名培训机构“北京学而思培优在线”发布最新通知称，原综合能力测评(学而思杯)将不再举办，为了能够保证学员们检验学习效果和查缺补漏了解自身学习水平，特举办2018年春季“学而思学员综合能力诊断”，不评奖项、不发证书、不设颁奖典礼。
在“学而思”学习了两年的一位学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学而思”一直都有“杯赛”考试，今年并没有停只是改了一个名字，而且很多班级的名字也改了，原来的“超常班”改成了“创新班”。
在教育部的治理行动中，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主要指语文、数学等)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记者致电“学而思”求证此事，一名工作人员解释称，“诊断”只是针对“学而思”内部学员的学习能力诊断。她也表示“学而思”不再开设奥赛课程，原奥赛老师转到思维拓展课任教。
记者在“学而思”柳芳北街校区咨询是否还有奥数培训课程时，工作人员表示现在没有单一针对竞赛的课程，但是高端班型的思维拓展课是对校内学习内容的延伸，难度上也进一步加大。
严禁机构组织“杯赛”之后，各大培训机构也采取了相应的收紧对策，另一家培训机构“高思教育”的工作人员则对记者坦言：“今年的‘高思杯’没有举办，但是‘高思’会在近期组织一场线上的学生素质能力的检测，实际内容应该和‘高思杯’差不多。”
“优胜教育”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各种“杯赛”的热度虽减，但还是有回温的可能：“‘杯赛’考试今年是暂时搁置，延迟的也没有公布具体考试时间，后期的‘杯赛’考试多多少少还会举行的。”
无培训，不名校
“我身边很多朋友的孩子小学没有上过奥数班，到了初中跟不上班里的学习进度。”在培训班楼下等待儿子下课的王欣(化名)对记者说。
王欣的儿子在读小学四年级，正在培训班里学习英语，在三年级之前只上过画画、钢琴之类的兴趣班，没上过学习类的课程。
王欣后来明显感觉到儿子与身边同学的差距：“现在学习好一些的学生基本上语数外都在校外报班学。”
现在，王欣将儿子原来的兴趣班课程压缩了一半，重心转移到学科类的培训课程。这个10岁的小男孩如今几乎没有了自由的时间，三点半放学四点到家写作业、吃饭之后，就是上各种补习班，周一至周五至少有3天在补习，周末基本也都排满。
孩子的童年没了自由，王欣说这也是无奈之举：“现在努力补习就是怕以后掉队。小学阶段教学大纲里的东西基本可以消化，报不报培训班的差别不是很明显，但是到了初中，有没有上过培训班就有很明显的区别了。”在王欣看来，现在培训班有提前教学的优势，并且有奥数一类开拓思维逻辑的课程，提前学习了基础和技巧对升学有帮助。
“优胜教育”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多数中学的小升初分班考试内容，小学的基础知识只占60%，30%涉及奥数等较难的题型，剩下的10%还涉及到一部分初一的知识。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调研中也发现，校外培训班的内容80%是围绕孩子如何能够提高考试分数的，学生家长报班也多数是带着这一功利性目的。
“你不学你就不会，你不考你就没有，最后录取的就是别人。”这是记者在采访时听到家长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李莉(化名)的女儿从小学开始已经在“学而思”参加数学和英语的各种培训课程了，为了增加进入重点中学的机率，在小学时就已经参加了华杯、迎春杯的比赛。
“小升初是自己考的，比如心仪哪个学校就去考试，包括面试和笔试，之前拿到的成绩奖杯都是参考条件，学校会参考综合素质择优录取。”她坦言，参加大型“杯赛”的考试内容，在学校里课堂上老师是不会讲的。如果想参赛，只能到校外培训班上课。
北京的家长们都知道的事实是，“杯赛”成绩是重点学校考核学生的重要参考条件之一。重点中学门槛高，考试成绩、比赛成绩甚至爱好特长都是衡量标准，想进好的学校光靠课堂上学到的那些知识远远不够。
虽然学习的压力增加了，但是李莉还是希望孩子能在校外多学一些：“现在孩子都很优秀，竞争激烈，学校里考课堂上的那些东西，大部分同学都能在90分以上，选拔不出尖子，只能通过更难的题目来拉开档次。”
这些年，上百道“减负令”
近年来，校外培训机构发展迅猛，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中小学生对学习知识的补充性需求。
“然而，校外培训现状却不容乐观，一些培训机构开展以‘应试’为导向的培训，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发展规律，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造成学生课外负担过重，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社会反响强烈。”
教育部负责人的上述表态，被认为本轮治理行动的注脚——在新一年春季学期开学之际，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此轮治理行动的重点包括：停办或整顿有安全隐患、无证无照、有照无证的教育培训机构;要求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主要指语文、数学等)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
3月16日，在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也在记者会上强调要坚定不移从五个方面推进减负，砍断教师和培训机构在教学方面的联系以及各类考试、考评、竞赛成绩和招生的联系。
记者注意到，自1955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针对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国家层面发布的“减负令”已经有9道，地方出台的“减负令”已达三位数。针对培训机构的治理，教育部最近的两次分别在2013年、2015年都出台过政策。
源源不断的“减负令”其实已经掩盖不了一个事实：走向减负反向的培训这么多年来一直屡禁难止。
出人意外的是，教育部出于减负的良好初衷而开展的治理行动，部分家长并未表现出支持的态度。甚至有家长提出，“不管谁办的比赛，只要能让孩子的履历好看些，能进好学校，花多少钱都值。没了‘杯赛’，履历不好看怎么办?”
对于家长的“一头热”，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这是当前“择校热”背景下的正常反应：“‘杯赛’整治了多年效果甚微的主要原因在于，义务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导致择校情况严重。择校需要择校的工具，就算竞赛取消，在私下也会以其他形式出现。”
储朝晖也持相同观点：“形式上变来变去，实际上还是和能否进入好学校是相关的，这实际上取决于：各地方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是不是有差别。如果没有差别，这个现象会减轻;如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还有差别，那么学生的压力依然还会很大。”
治标，也须治本
储朝晖认为，难以治理校外培训市场的主要原因是，需求一直存在。但校外培训是一个外因，如果教育系统内部管理尽可能合理、资源平均分配，学生没有补课需求了，培训的热度自然就会降下来。
在他看来，目前《通知》里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强调针对不合格的培训机构的治理，这样治理的结果可能是培训的需求还存在。如果真正要整治还需要内外结合，让家长学生没有培训的需求了，培训市场的热度自然就降低了。“现在的情况把小的培训机构都整顿掉之后，大的培训机构会做得更大，之后治理的困难也会加大。”储朝晖认为。
熊丙奇提出同样的看法，认为要实现教育减负，治理校外培训市场是“标”，真正的“本”是公立学校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问题以及招生选拔方式的问题。
“校外培训班如此火爆，源于家长们对竞争优势的追求，有条件的家长自然就会选择培训机构来提升孩子的竞争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带动了整个的择校热。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优质的教育资源不仅稀缺，而且资源分配需要更加公平。”熊丙奇说
此轮治理行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扬州中学教授级教师王雄认为，近些年，培训机构的发展非常迅速，市场也很大。甚至一些机构，已经成为了上市公司。但是对培训市场没有硬性规范，准入门槛也很低，有工商注册就可以进入，在这种情况下的市场是一个不规范的市场。这次政策的出台，是在约束和规范这个庞大的市场。
但他同时也坦言，这是有个非常专业且复杂的事情，最终效果如何还是需要考察。
在王雄看来，治理需要综合考虑的三个相关因素是：首先，大学的竞争很激烈，好学校的数量有限，而大家都想通过高考顺利进入好学校;其次，当前的教育现状是，公办学校是大班教学，不可能实现个性化的教学，而培训机构最大的一块内容是应试的个性化，是在填补公办学校的不足;最后，培训机构作为盈利机构，精心设计了学生的空余时间，并且在背后推动了应试的氛围。
因此，王雄建议，应对教育市场进行多方面、专业的规范，让多方专业人士参与其中，这些专业人士既可以包括老师、大学教授、校长这个层面对教育比较熟悉的研究者，也可以包括培训机构、家长等相关利益方，还可以包括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精通教育法、并有所建树的法律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