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问题正在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要解决气候变化，需要金融系统的支持，并且动用的资金巨大。
4月20日，由经济观察报、经观传媒和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共同举办的“2021宏观经济论坛·博鳌峰会”在博鳌乐城举行。气候政策倡议委员会全球董事总经理芭芭拉·布赫纳(BarbaraBuchner)认为，金融系统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长远来看，资金的投入都是值得的。
芭芭拉·布赫纳举例，上世纪60年代，“阿波罗号项目”耗费了美国政府高达258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2800亿美元。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但阿波罗号项目以及其他政府项目极大推动了美国科技进步，最终产生了数十万亿美元的投资汇报。
再如上世纪80年代，一些研究基因的科学家提出了完整绘制人类基因组图的想法，也被看作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随后，来自三个大洲的科学家们用了13年时间实现了这一目标，耗费了约3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60亿美元。结果证明，人类基因组工程在推动医疗科学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对气候金融规模化报有很大的热情，因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就像上述几个案例，金融投资将为气候规模化带来巨大的机会，并且造福于人类的世世代代，当然这其中也存在一些未知数。”芭芭拉·布赫纳表示。
目前，芭芭拉·布赫纳所在的CPI(气候政策倡议委员会)，重点工作便是跟踪持续投资趋势、寻找创新商业模式以及支持实现环境可持续经济发展过渡的政策和金融方案。芭芭拉·布赫纳认为，在气候金融规模化实践中，中国是值得各国学习的样本。同时，中国也要加强ESG(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发展和披露框架，带动金融系统相关方的绿色环保行动力，包括商业银行、资产所有者、地方政府和监管机构等。
中国样本
根据CPI调查，全球气候融资年度轨迹首次突破了5万亿美元大关，几乎所有类型投资者都对融资产生了稳定影响。其中，亚太地区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为解决气候变化、实现全球零排放、促进全球资本流动功不可没。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曾指出，要实现将地表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的目标，全球碳排放须在2030年前减半，并在2050年实现零排放。芭芭拉·布赫纳认为，为了达成上述目标，全球每年投资需要达到1.6-3.8万亿美元，而这也仅仅能过渡到零排放。“这些目标看上去令人望而却步，需要进行系统性结构调整和立即采取行动。实际上，我们的行动虽然是紧迫的，但可以通过积极的创新与合作最终达成。”芭芭拉·布赫纳表示，幸运的是，问题和挑战背后也孕育着巨大的机遇。
芭芭拉·布赫纳解释道，追求低碳可持续发展路径可以促进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两个方面的收益将在2030年前超过26万亿美元。相反，如果经济按照目前模式继续发展，全球变暖的趋势将会加速，未来全球GDP可能出现显著下滑，社会秩序也会受到扰乱，包括预期寿命降低、大规模移民潮、收入不均加剧和政治动荡等。
以中国为例，2018年中国绿色金融贡献达到了3200亿美元。芭芭拉·布赫纳认为，中国绿色金融改革受益于政策顶层设计以及地方达成共识。自2015年首次提出呼吁绿色金融系统概念以来，中国很多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都促进了绿色金融发展，例如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等。2017年，绿色金融试验区也正式建立。
从来源分析，根据CPI调查，公共事业领域对中国绿色金融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占到了总数一半以上，其中有95%源于央企、政策银行和其他主要国有银行的贡献。同时，绿色PPP项目占气候金融贡献的五分之一，大部分仍然依靠政府预算，少有鼓励政策吸引民间资本参与。
据芭芭拉·布赫纳介绍，根据清华大学研究，想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中国需要在2030年达到顶峰后于2030-2060年之间以每年平均8-10%的速率降低排放，这一速率甚至高于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的“十四五”计划包括涉及气候和能源的几个重要目标，强调了执行2030年以前碳排放达到顶峰后的计划。
挑战与机遇
在芭芭拉·布赫纳看来，虽然中国的绿色金融成绩显著，但明显投资缺口依然存在。根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估算，若要达到国务院气候环境目标要求，中国的绿色投资总额需要在下一个十年内达到每年1.4万亿元。这意味着，中国现有金融水平需要提高3-4倍，与清华大学相关的研究结果一致。
“当我们考虑国内和国外流入资本总额时，可以发现中国的金融体系有着充分的资源，因此气候金融增长的机会也很多。”芭芭拉·布赫纳表示，绿色金融还有很多障碍需要尽快解决，可以通过杠杆作用让机会得到最大化利用。
CPI报告显示，当前绿色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渗透率约为4%。芭芭拉·布赫纳认为渗透率还有很大的上升潜力。她解释道，因为中国正在增加对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创新结构收益持续增长，移动支付和网银系统为零售消费者和投资者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此外还有很多与海外资本合作的机会。
谈及提升空间，芭芭拉·布赫纳指出，第一，在中国，公共部门是驱动气候金融的主要因素，这些部门需要通过政策和投资在支持创新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同时，除了依靠公共部门，调动民营资本是必要的，包括利用绿色资金、PPP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等激励措施。
第二，国内优惠资本提供者较少可以带动前期研究。在私人和优惠资本基础薄弱的情况下，专注于气候研究的新公司和中小企业需要依靠银行融资。因此，实行金融模式创新鼓励项目能够促进气候项目资本的多样化。
第三，目前正规金融机构比较偏向于大型国企和其他政府关联企业。作为人工智能和数据驱动平台，金融科技为调动创新气候金融提供了新的机会，特别是针对消费者、个人投资者和中小企业，正规融资渠道需进一步顺畅。
第四，绿色金融项目的透明度和可靠性有待提高。由于绿色标准定义不明确、影响报告未标准化，国内外对产生气候影响的投资者承担的搜索成本很高。未来，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的绿色投资机会将增加，建立绿色标准的合作空间也会更大。
政策风险对于气候金融融资各方是最大风险之一，尤其在国家补贴和鼓励政策支持下进入的企业。具体到各个行业，政策的突然变化会为项目开发者和投资者带来不确定性。因此，长期政策保险可以帮助企业降低这些风险。“绿色金融的目标不仅适用于中国。”芭芭拉·布赫纳表示，如果各国不迅速采取行动，地表温度将会继续上升，我们的后代在经济、社会层面都将遭受损失。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零排放目标，并为此设定科学的过渡措施。
奥地利经济学家，分别于1999年和2003年从格拉茨科技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她是气候政策倡议委员会的全球董事总经理，同时也是其气候融资项目的执行董事。她专门研究气候金融，被评为气候变化领域最具影响力的20位女性之一，以及气候政策领域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之一。
芭芭拉·布赫纳是气候政策倡议委员会《全球气候融资状况》的主要作者，经常作为气候政策和气候融资方面的专家在高规格的活动中发言，并为世界各地的领导人提供气候、能源和土地利用投资方面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