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档案金大定通宝人物葫芦纹铜镜圆形，圆纽，镜背图案设计精妙：以镜纽为中心，左右各一枚“大定通宝”钱币，上下各一个葫芦形人物印章图案，葫芦内铸盘腿而坐的男子。“大定”是金世宗年号，“大定通宝”钱币始铸于金大定十八年，因此，该镜应铸造于大定十八年以后。它反映了当时百姓生活安定、经济繁荣的社会现实。（辽宁省博物馆藏）
本报记者朱忠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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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大定通宝人物葫芦纹”铜镜是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一块金代铜镜，其特殊之处在于，这块铜镜的背面刻有钱币与葫芦纹饰，造型虽然简单，但这些纹饰所含信息十分丰富，反映了金代大定年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社会现实。
钱币纹饰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这是一块纹饰独特的金代铜镜——背面刻有精美的葫芦纹、钱币纹，创意精巧。这块铜镜的全名叫作“金代大定通宝人物葫芦纹”铜镜。目前，它正安静地躺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展厅内，供游人观瞻。
河北省古玺印、宋金铜镜文化研究学者杜杰说，古代将钱币纹装饰在铜镜背面的情形不鲜见，其源头可上溯至汉代。东汉铜镜、南北朝铜镜都饰钱纹，唐宋金元等朝代也有将钱纹装饰在铜镜背面的情况。钱纹的样式基本取自铜镜所在的朝代。
辽博所藏的这块金代铜镜，背面有两枚“大定通宝”钱币。“大定”是金代第五任皇帝金世宗完颜雍（公元1161年—1189年）的年号。金世宗时期，用钱币装饰铜镜虽然是一种风俗，但这两枚钱币的样式却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首先，它确定了铜镜的铸造时间。“大定通宝”是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铸造的钱币，因此，铜镜应铸造于大定十八年之后，这为考古研究提供了时间参考。
其次，寄托了百姓对生活安定、富裕的期望。金世宗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大定”二字又有平安、安定之意，因此，百姓用“大定通宝”钱纹来祈求国泰民安。
第三，展现金人书写的汉字。“大定通宝”四字采用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笔力遒劲，笔画坚挺，有争锋之气。据史料记载，宋徽宗赵佶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退位。1127年，与宋钦宗一起被金人掳走。8年后，金天会十三年（1135年）病死在金国，时年54岁。按时间推算，到金大定十八年时，赵佶已去世43年了。
“大定通宝”钱币铸造得非常精美，这反映出女真民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体现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集体美学意识。值得一提的是，精美耐看的“大定通宝”还成为元代、明代仿效的范本，对后世造币规制产生了深远影响。
金代铜镜从工艺到造型都有突破
除了钱纹外，这块铜镜背后的葫芦形人物印章纹也耐人寻味，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杜杰认为，葫芦谐音“福禄”，自古就象征着福禄双全，承载着大众的美好祝愿。同时，葫芦也寓意着子孙满堂、代代昌盛、世世繁荣，它还象征着官运亨通。铜镜上葫芦纹中的人物像是一个戴着官帽的不倒翁，用印章纹来表现，寓意“君宜高官”。“钱币纹与葫芦形人物印章纹相配在一起，寓含福禄长寿、官运亨通、子孙万世。”杜杰说。
资料记载，铜镜萌芽于夏朝，兴起于战国，盛行于汉唐。它在各个时代的铸造工艺、形制、纹饰的变化及铭文的使用等，均体现时代的艺术特征。
较之汉唐时期铜镜，金代铜镜有其独特的艺术之美。杜杰表示，在金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大发展的前提下，铜镜的需求量更大，这就需要对铜镜的生产技术进行革新。
在铸造工艺上，金代铜镜的制造由范铸法转为翻砂法，铸造周期短、成本低、效率高。在材料配比上，铜质成分由汉唐时期的高锡青铜转变为后期的高铅青铜，含锡量降低，含铅量增加，使铜镜硬度降低，韧性增加。金代时，铜合金成分增加了锌的比例，所以金代铜镜的铜质泛黄。
在形状上，镜体由厚重变轻薄，镜纽由大变小，增添了葫芦形等新的异形造型。在构图布局上，突破了宋以前构图规范化的图式，出现了自由活泼、富于变化的图案。在纹饰内容上，金代铜镜摆脱了宋以前题材内容神秘化的格局，而是用生活化的场景取代了前期繁缛的纹饰，增添了寻常百姓的生活故事，艺术风格重视写实。
金朝是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游牧民族的特点在铜镜上有所表现，器形上出现多样化，双鱼镜是其最具代表性的创新题材。在铭文刻款上，金代铜镜多在镜缘或镜体上錾刻官府验记字样，并带有押记，反映了时代特征。
金朝的货币制度特殊
专注货币历史研究的国际博物馆协会钱币与银行专委会成员刘磊表示，“大定通宝”流通时期，辽政权已经灭亡，蒙古诸部尚在互相攻战中，金政权进入鼎盛时期，对手只有南宋政权。
金世宗所铸“大定通宝”，存世有“小平钱”和“折二钱”两种，大多数为“小平钱”，“折二钱”比较少见。所谓的“小平钱”和“折二钱”，都是形容古代钱币面值的一种形式，“小平钱”是指价值一文的钱币，“折二钱”货币价值相当于两枚小平钱。
事实上，金朝政权在早期并不铸行钱币，境内流通之铜钱绝大多数为宋钱，另有极少数辽钱，及至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今北京）后，才开始正式铸造本朝钱币，即“正隆元宝”钱。因此，“大定通宝”应该是金朝铸造的第二种正式流通铜钱，与交钞（即纸钞）同时使用，方便民间小额交易和找零。
刘磊表示，流通货币不仅是帝国时代昭示皇权的标志，也是涉及社会金融稳定、关系百姓日常生活的重器，历代政权都非常重视。金政权在政治重心南移中都（今北京）之前不铸行钱币，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使然，而先“正隆”后“大定”，以及后来的金章宗颁行“泰和”铜钱，都是为了适应华北一带早已成熟的货币流通体系，顺势而为，商民便利。
然而，金朝的皇帝，特别是金世宗完颜雍，虽然强调“女真为本”，保持本民族特性，防止过度汉化，但是在铸行流通钱币方面，却完全彻底地模仿宋钱——外形上用方孔圆形，文字上以“年号”加“通宝”或“元宝”的固定结构，甚至对同一时期南宋钱币的某些特征也毫无违和地复制过来。比如，在钱币背面的纪年功能方面，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淳熙元宝背后加铸“柒”纪年文字，金世宗也如法炮制地在“大定通宝”背后铸上“申”“酉”，以表示纪年。后人推测，应该为金大定二十八年戊申年（1188年）和大定二十九年己酉年（1189年）。
金世宗完颜雍统治时期，国家进入鼎盛，金政权息战止戈，发展经济，选贤任能，朝廷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因此，金世宗享有“小尧舜”的美称。“大定通宝”铜钱铸造规整，文字美观，是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历程中的亮点之作。因此，此钱图样被选作铜镜背面装饰，也是合乎情理之举。
手记
由铜镜想到“金文化”
朱忠鹤
“辽金文化”是辽宁重要的地域历史文化之一。辽宁朋友在与笔者的交谈中，论及更多的是“辽文化”，从辽帝陵到“辽三彩”，再到辽代留存下来的旧城址，“辽”一直是话题的主体，“金文化”以及金代历史遗存涉及得相对较少。
这块金代“大定通宝人物葫芦纹”铜镜犹如一个切口，撬开了回望辽宁地区金代时期历史的窗口。
金代时期辽宁的重要，在“大定通宝”钱币上就可窥见一斑。“大定”是金代第五任皇帝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而金世宗的登基地点就在今天的辽阳市，可以说，金代政权发生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就发生在辽宁这片土地上。
从“大定通宝”再拓展至金代货币这个话题。在已经发现的金代窖藏铜钱中，以东北地区的数量最多，而其中，又尤以吉林和辽宁为最。金人之所以将大量的铜钱藏于地下与金朝实行严格的铜禁政策，以及金人权贵为了隐匿财产避税有关。就此而言，这又是洞察金代辽宁的一个窗口。
在朝阳凌源市三家子乡天盛号村，有一座东北地区发现最早的石拱桥，它就是金代的天盛号石拱桥，有着“关外第一桥”的美誉。这座石拱桥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省考古工作者发掘出土的第一座石拱桥。这座石拱桥的发现，不仅可以窥见金代工匠的造桥技艺，还丰富了东北交通道路史。
再将注意力转移到教育上来，现今的辽宁也是金代十分注重的区域。当时的辽阳府是金代东北地区辞赋、经义等科的考试中心。正因为教育得到了加强与发展，辽阳府在金代曾出现“三兄弟同榜”和“父子兄弟一门四进士”的科举佳话。
金代文学作为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代表，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籍贯为辽南熊岳的王庭筠被人形容“文采风流，照映一时”。作为金代辽宁文学家的代表人物，王庭筠不仅留下了大量诗文作品，而且受到金章宗的赞颂。就连写下“恨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名句的金代文宗元好问都盛赞王庭筠是“辽海东南天一柱”。
以上种种，可见“金文化”在辽宁留下的印迹之深。
（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
责编：李莹审核：徐晓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