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云板：后金国号年号俱全的唯一实物
专家认为可作同类文物鉴定参照标准
(资料图片)
沈阳故宫展出的“大金天命云板”。
云板上所铸铭文为“大金天命癸亥年铸牛庄城”。
游客参观沈阳故宫“正红旗亭”。“清前历史展”由此起始，在八旗王亭中依次展出。
沈阳故宫展出的铜海螺。
沈阳故宫展出的清代铜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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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郭平文并摄
探新展
“清前历史展”正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展出。展出的文物中，国家一级文物“大金天命云板”是亮点之一，这件被称为沈阳故宫镇馆之宝的重量级文物，上面有“大金天命癸亥”的铭文。除文字史料外，这是目前发现的明确标识努尔哈赤创建后金政权“国号”+“年号”的唯一实物，可作同类文物鉴定的标准器。“大金天命癸亥年”为后金天命八年（1623年），这一年，后金与明王朝没有发生大的战事，努尔哈赤忙于平叛、治理新征服地域。也正因为此，为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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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铸的云板海城牛庄造
不久前，沈阳故宫博物院对东路建筑群中的常设展览“清前历史展”进行了更新。展览以时间为轴线，以文物为依托，清晰地呈现了后金逐步强大起来的过程。
进入沈阳故宫大清门，走过飞龙阁再右转，一路向东，是一座用彩色琉璃瓦装饰的宫门，门额上用满汉文写着“东掖门”。走过东掖门便是沈阳故宫的东路建筑群。除大政殿外，这里分东西两厢整齐地排列着十座外观基本相似的亭式建筑——沈阳故宫十王亭。由于每个王亭展室面积有限，“清前历史展”按顺时针方向在亭中展出，“正红旗亭”是展览的起点，“大金天命云板”就摆在这里。
“这件文物珍贵之处就在于，它是除文字史料外，努尔哈赤创建的后金政权‘国号’与‘年号’的唯一实物证明。”沈阳故宫博物院艺术研究部研究馆员王丽指着“大金天命云板”说，它是鉴定同类文物的标准器。
作为沈阳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大金天命云板”与人们印象中细腻华美的宫廷藏品相比，显得有些粗糙。
这件云板用生铁铸造而成，全高55.5厘米，上宽36厘米，下宽44.5厘米，厚1.2厘米，重12.5公斤。云板两端呈云头形，上端云头正中有穿孔，为当时系绳悬挂所用。上部云头略窄，下部云头略宽，表面铸有微凸的卷草花纹、团花。下部团花中心铸有圆形凸点，为敲击之用，凸点周围饰以层层花瓣。云板中间的板身呈长条形，中间部位铸有汉字，右侧为楷书双钩体“大金天命癸”，左侧为楷书阳文“亥年铸牛庄”，两行文字之下单铸楷书阳文“城”字。
“大金天命云板”并不是沈阳故宫旧藏，其文物档案中记述为“1955年自辽宁海城征集入藏”。
关于“大金天命云板”入藏沈阳故宫博物院，记者采访到一段故事。
1955年，为丰富沈阳故宫展出的文物，有关部门选派文物保护专家到省内各地调查、征集文物。
沈阳故宫有几位专家去海城农村调查。在一个村中偶然听到一阵敲击声，这清脆悠扬的声音引起了专家的注意。询问当地村民后得知，声音来自附近的一所小学，是学生上下课的铃声。这声音不似古钟那般浑厚，更不像其他学校使用的铃铛那样响亮。于是一行人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来到学校，在学校的屋檐下看到一块铁板。询问校长后得知，刚才那清脆悠扬的声音正来源于此。
这块铁板的两边向上卷起，形似一个云朵造型，铁板上的纹饰考究，正中铸有铭文。专家仔细观察铁板上的花纹和文字后，赶忙让校长将铁板摘下来。抱着铁板，仔细摩挲着花纹，有专家辨认出上面的字，依次为：“大金天命癸亥年铸牛庄城”。“大金天命”为努尔哈赤创建的女真后金政权年号，仅凭这4个字足以确认其有300多年历史。专家大喜，立即与校长协商，用一个新买的铃铛换下了这块铁板。
遗憾的是，无人知道它是怎么来到乡村小学的。人们查对1924年修订的《海城县志》，其中记有：一块半米高、25斤重的云板曾存放于牛庄巡检衙门里。1922年被人发现后曾经保存在海城他山公园（即现在的厝石山公园），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无人管理不知去向。
据介绍，努尔哈赤占领海城一带后曾经铸造大量云板，但是，目前人们只发现了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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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是后金的传事报警工具
关于沈阳故宫东路建筑群的建筑年代，有关专家提出过各种观点。有一种观点认为其建成的最早年代为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天命十一年（1626年）。按照这个时间来推算，“大金天命云板”至少比沈阳故宫年长3岁。它所承载的准确时间、地点和国号、年号等历史文化信息一直为国内外清史学者关注。沈阳故宫博物院几代研究人员如沈长吉、李凤民、李理等都先后对之进行过专题研究。
云板作为一种靠敲击发声的体鸣乐器，也称“钟板”“响板”“铁板”“云版”，俗称“点”，使用的历史久远，在唐代之前已经应用。
沈阳故宫博物院副馆长李理考证，云板在古代皇家宫廷或官署衙门内使用时，通常是作为一种报时或报事的信号，也有的是作为一种约众集合的号令，起着与鼓、角相同的作用。据《俗事考》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在宫中“以鼓多惊寝，易以铁磬……此更鼓之变也。或谓之钲，即今云板也”。这种做法影响到后世宫廷及官署衙门对云板的应用。
从史料记载来看，云板也被贵族大家庭用来发出报事、集众的信号。元代关汉卿所作《望江亭》的第四折中有：“左右，击云板，后堂请夫人出来。”明代袁宏道诗作《病起》中有：“愁听传事板，懒答问安书。”明末戏曲作家阮大铖的《燕子笺》中也有：“内打云板三声，吆喝开门介。”
到了明朝末叶，明王朝在长城上加强了防卫。这一时期，传声悠远的云板被普遍应用于墩台之上。研究人员在明边墙大平堡遗址（今义县二十里头村）就发现铸有“大平堡”铭文的云板存世。
在古代，铜锣、铜海螺、云板等都是快捷的传事报警工具，被努尔哈赤创建的后金政权广泛采用，这些文物都出现在此次展览中。
据《满文老档》记载，后金建立不久，八旗官兵已将云板明确用于战事：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农历九月，明军数百人出抚顺关，乘黎明前攻袭女真人守地，“时台卒见明兵出边，击云板告警，东方悬云板处见之后，亦击云板相传。日将出山而未高起之前，即传至汗城。汗（即努尔哈赤）往祭堂子后，闻击云板，遂携大贝勒（代善）及其诸弟率城中所有马兵，立刻起行”。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统率兵马先后攻陷沈阳、辽阳等辽东重镇，并很快将国都迁往辽阳城。随着战线拉长，云板的使用更为广泛，《满文老档》载，当年农历九月，努尔哈赤发布命令：“命国境各处台人等，齐备响炮、云板、烽火、旗纛诸物，严加防范，稍有动静，即行报警。”
但是随着后金边界、墩台的不断增加，各地对云板等报警工具使用不能统一，还发生了误报的情况。《满文老档》载：“……以冰破之声误作炮鸣，急击云板。各地遂相继告警，亥时传至汗城。”意思是说，后金兵将冰面开裂的声音当成炮响，引起一片报警声，惊动了努尔哈赤。为了制止这种混乱，《满文老档》载，后金天命六年农历十一月，努尔哈赤专门发布命令：“无论何台人发现敌至，即行放炮、举纛、击牌（板）。不论边外、边内，见敌一二百，则举一纛、放一炮、缓击云牌（板），夜间，则燃一号烟。倘有一二千人，则举二纛、放二炮、急击云牌（板），夜间，则燃二号烟。倘有万余人，则纛尽举、炮连放、云牌（板）连击，夜间，则烽火全燃。”“报警一次后，仍未见敌之台人，勿再妄行放炮。其见敌之台人，仍须放炮、击牌（板）勿绝，夜则燃烽火。敌进何处，凡所见之台人，亦放炮以应，我军可闻炮声往寻之。不然，胡乱放炮，则难知敌在何处。不举纛、不击云牌（板）、台人不放炮，仅由城堡之炮酌放之，闻其声岂不以为乱战耶？”从这则记载不难看出，云板已经被后金广泛应用于军事行动当中，而且在使用上有严格的规定。
李理说：“后金时期，云板除被八旗军广泛用于战争之中，还被努尔哈赤应用于宫廷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汗宫内外重要的传信器具。”
《满文老档》记载，后金天命八年农历五月，努尔哈赤规定巴牙喇（护卫亲兵）值班规则：“巴牙喇之值班人等，待门开后始得入坐。仅限值班人等，他人不得入内，守门人亦不得入内。（值班人等）坐于门，鸣板召之，乃入。鸣板毕，即出。”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农历四月，刚刚迁都沈阳不久，努尔哈赤又命令：“夜间有事来报，军务急事，则击云板；逃人逃走或城内之事，则击锣；喜事则击鼓。完后，汗之门置云板、锣、鼓。”这段记载告诉人们，当年努尔哈赤住所门外也挂有云板，用于迅速传递消息。
在研究“大金天命云板”过程中，李理还专门调查了山西、四川、湖北、广东等省出土以及正在使用的云板资料，在外观上，“大金天命云板”与这些云板非常相似，反映了当年中原文化对女真部族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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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板“诞生”之年，努尔哈赤忙于平叛
沈阳故宫展出的“大金天命云板”将人们的视线拉回到了明末辽东地区动荡的时代。
云板铸造于天命八年，这一年，后金与明王朝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事，从《满文老档》记载来看，努尔哈赤在这一年重点是采用强硬统治手段，在新夺取的辽河以东的大片土地不停地平叛。
“大金天命云板”铭文中的“牛庄城”，在《满文老档》中多次出现。天命六年农历七月十三记载：“牛庄之人缴来甲二百副，弓二百张，箭及药箭一千枝，大炮弹三千发，小炮弹五斗，钢铁五十斤。”这段史料记述的是，后金攻占辽东地区后，曾在辽南的石城、牛庄城、沙井等地利用汉人工匠进行冶铁和铸造，以生产所需的长短兵器、火炮及农具等器物。从记载来看，一片祥和。
不过，努尔哈赤占领明辽东地区后，面对当地先进的农耕制度，他所擅长的用来招抚女真、蒙古各部族的联姻策略派不上用场，于是便采取了强硬的统治手段。
《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八年农历四月初一，努尔哈赤发布命令，调动军队保护放牧：“着每牛录遣甲兵百人，以十人为白巴牙喇（意思为白甲护卫亲兵，是部队中的精锐），携炮二门，枪三枝；再将九十甲兵分之，其四十甲兵为红巴牙喇（意为红甲护卫亲兵，亦是精锐部队）、携炮十门、枪二十枝，又十人，携盾车二辆、水壶二个。黑营五十人，携炮十门、枪二十枝，又二十人携盾车二辆、梯一架、凿子二把、锛子二把、钓钩二个、镰刀二把、斧二把、席四领、叉二把、连夹棍一根、水壶二个及一月用之木炭、绵甲十五副。每一甲喇携大炮二门。”“牧马时，五牛录合为一处，各汉军之马亦合之，自平虏堡以西，牛庄以东牧放。”这则命令是分派八旗精锐部队持枪带炮到牛庄一带放牧。牛庄一带在明代实行长期农耕制度，八旗兵前去强行放牧必然会招致激烈反抗，所以努尔哈赤让下属在放牧时做好战斗的准备。
当时，努尔哈赤对于治下的汉人军队也不放心。《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八年农历四月十三，由专门管理汉人事务的衙门——都堂发布文告，要求将后金统治下的汉人军队的兵器统一管理，如有私藏者，一经发现就治罪。
为了防止新征服地区百姓逃亡，努尔哈赤还想了一个怪法子。《满文老档》记载，天命八年农历七月初三，都堂又发布文告：“据报海上见有船只。令将盖州城南至熊岳，所有海边人之妇孺皆收入盖州城内。男丁仍令耕田。耀州、海州、牛庄海边人之妇孺，亦皆收入耀州、海州、牛庄各该城内，男丁仍令耕田。”就是把妇女和小孩集中到城内看管起来，让男人在外面耕地，防止他们逃跑。
尽管如此，史料中同时记载了很多百姓叛逃事件。《满文老档》记载了很多例子。如天命八年农历六月二十三，还是由都堂衙门发布命令：“娘娘宫地方八乡叛人之麦，着尔方吉纳率耀州、牛庄、海州三处之诸申前往收割，晾晒，并妥为贮藏。”这段记载告诉人们，当时发生了很严重的叛逃事件，后金政权不得不抽调周边地区人手前去收割无人管理的麦田。
这一时期，辽南地区叛乱不断，努尔哈赤不得不改变统治策略，迁都是其中之一。后金天命十年三月初三，努尔哈赤迁都沈阳。
责编：徐硕审核：徐晓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