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天无
读谈骁诗集《说时迟》（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的第一个问题：这位年轻诗人的诗，是对生活的诚实记录吗？我尽量避免使用人生这样的词，以同时避免惊扰到诗里对细微而真实的——细微的总是真实发生过的——瞬间呈现，尽管人生也不过是一段又一段生活的衔接或叠加。但他的许多诗确实触及“人生”，这个我们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而所有的写作者都无法绕开的庞然大物：诗中，它往往出现在它该结束或已结束的时刻。比如，老人为自己寻找墓地；或者，火焰吞噬易燃的松针，后者甚至来不及化作一缕富有象征意味的青烟；又或者，削去腐烂部分，把残缺梨子送入嘴中的最后的甜：
梨子还没有成熟，/果实蝇就来了，/看起来就是蜜蜂，/也像蜜蜂一样/射出尾针。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它们叫果实蝇，/借助尾针，/它们把卵排进果肉。/很快，梨子成熟了，/幼虫孵出，果肉开始腐烂，/我喜欢这些/被果实蝇糟蹋的梨子，/削去腐烂的部分，/残缺的梨子/有整个梨子的甜。（《最甜的梨是不是最好的梨》）
把诗之笔喻为果实蝇的尾针，这个想法有点令人难堪，但也让人浮想联翩。诗如尾针，扎入生活之梨。它并未改变梨的形状和味道，却改变了我们的味蕾。
最甜的梨是不是最好的梨？最甜美的生活是不是最好的生活？被果实蝇选中的梨子，似乎给了诗人观察生活的一个视角。就像他的成名作《追土豆》中突发的感想：“不费力气的生活没有，/费尽力气的生活算什么。”他也曾坦白：“我有过勉为其难的生活，/在山顶踮起脚尖，/果实压低树枝，仍然挂在高处。”（《山顶的果实垂到街道》）诗诞生在这样的情境中：一个人踮起的脚尖伸出的手，与压低了树枝却依然在高处的果实之间。诗意不在“腐烂”那一端，也不在“最甜”这一端，同样也不在强拉硬扯的“腐烂＝最甜”；它在两端之间发生的极其微妙的关系中；或者说，诗歌要否弃一望即知的两端，游弋在一种悬浮的（像空中的果实）或临界的（像生与死）状态。位于《说时迟》开篇的《口信》，可以看作诗人和写诗的隐喻：诗人是信使；诗是诗人翻山越岭传递给人的口信，他因受了信任和托付而惴惴不安——
小时候我翻过一座山，/给人带几句口信，不是要紧的消息，/依然让我紧张，担心忘了口信的内容。/后来我频繁充当信使：在墓前烧纸，/把人间的消息托付给一缕青烟；/从梦中醒来，把梦里所见转告身边的人；/都不及小时候带信的郑重，/我一路自言自语，把口信/说给自己听。那时我多么诚实啊，/没有学会修饰，也不知何为转述，/我说的就是我听到的，/但重复中还是混进了别的声音：/鸟鸣、山风和我的气喘吁吁。/傍晚，我到达了目的地，/终于轻松了，我卸下别人的消息，/回去的路上，我开始寻找/鸟鸣和山风，这不知是谁向我投递的隐秘音讯。
孩提的“我”是诚实的，现在写诗的“我”是诚恳的，但没有一个信使能保证他替人传递的口信中没有混杂“别的声音”，而诗正是诗人这位受托者向他人传递生活的“隐秘音讯”。
既然是“隐秘音讯”，只有诗人聆听和接收得到，为何还要传递？要传递给谁？这其中有一个幼稚而坚定的写作信念，犹如帕慕克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所言，“所有的人都是相似的”。所有的生活其实也是，每个人的人生也大体如此。当一个写作者把自己关在房间磨砺文字技艺，去创造一个似乎属于自己的世界，“如果他以自己的秘密创作作为起点，不管他自己知道还是不知道，他这样做都是对人性寄予了极大的信任”（帕慕克）。出于信任，他人委托“我”传递口信；缘于信任，“我”必须尽一切努力保证“我说的就是我听到的”；基于信任，“我”将终生拒绝修饰和转述。不用说，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但一旦你承诺做一个信使，就应该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在“信使”这份工作上，切勿以各种理由败坏它。因此，诗不会毁坏在一个或一群诗人之手，而将毁坏在信任的消失。其兆头就是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与众不同的，每个人都发现了他人没有发现、也无法理解的生活奥秘。而谈骁却声称他不会写的诗有很多：
我不会写深刻的诗，/我活得简单，有肤浅之乐；/我不会写晦涩的诗，/大雾不散，首先要自己看清；/我不会写悲悯的诗，/一个人的泪水他人无法擦拭；/我不会写了悟的诗，/我也有无法释然的痛苦；/我不会写激烈的诗，/写诗的时候我已变得平静……/我不会写的诗太多了，/是厌倦也是一种无能。/能唤醒我的事物越来越少，/我徒有不竭的热情却日渐迟钝。
他诚实地道出的，当然不只是写作者的状态，而是生活的悬浮或悬空的状态，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或正在经历的：“我徒有不竭的热情却日渐迟钝”。只要想想这两年的生活，我们都会对诗人的感触表示赞许。
似乎是为了保持对生活的诚实和对写作的诚实，近十年来，谈骁逐渐形成了“口信”式的语言风格，在看似随意的叙说中试图保留生活的原生态：他所写下的就是他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但他并没有保证其中不会混杂其他东西，因为这就是生活本身，既真实无比又虚幻无常。这种语言风格与所谓“口语诗”是不一样的，一方面，宽泛的“口语诗”一直存在，从古典到现代；另一方面，狭义的“口语诗”是为了对抗某个被“制造”出来的“书面语诗”或“翻译体诗”，将不同的语言方式简单切分为有用的和无用的——生活反对切分。某种意义上，“口信”式语言在不经意间复苏了白话诗初期，陈独秀、胡适等人提出的“文言一致”的主张，也就是“语求近于文，文求近于语”（陈独秀）。当然，陈、胡等人的主张是出于“文学革命”的必然要求，是为了破除“文以载道”的陋习，让文学为更广大的民众阅读和接受。而谈骁使用的看似没有修饰、雕琢的“口信”式语言，既与他所写的凡人小事相匹配，也与诗的“信步”式的抒情节奏、“溪水”式的语调相契合：他在“文言一致”中显现的是形神兼备、文质彬彬。比如这首广受好评的《百年归山》：
十年前，爷爷准备好了棺材；/十年来，爷爷缝了寿衣，照了老人像。/去年冬天，他选了一片松林，/做他百年归山之地。/松树茂盛，松针柔软，/是理想的歇息地。/需要他做的已经不多了，/他的一生已经交代清楚。/现在他养着一只羊，放羊去松树林边；/偶尔砍柴烧炭，柴是松树林的栗树和枞树。/小羊长大了，松树林里/只剩下松树，爷爷还矫健地活着。/村里有红白喜事，他去坐席，/遇到的都是熟悉的人，/他邀请他们参加他的葬礼。
也许还是有人会说，这是分行的散文；就算是散文，一旦分行，就会产生诗特有的节奏、韵律，也会让读者有不同于散文的阅读期待。任何一位读者，都可以在这首诗中体会到爷爷的了无牵挂、从容自在——那是我们难以企及的人生至高境界。谈骁诗歌的特点，在于他不动声色的叙说，散淡的白描笔法，正契合了叙说对象在生死大限上的坦荡、坦然，自在、自得。有意思的是，这首诗戛然而止，缺少一个“结尾”。这里面显然有诗人的用心：葬礼也并不是爷爷人生的“结束”。此外，谈骁是当代诗人、尤其是年轻诗人中，极少数在诗中完整使用标点符号者。这可以作为“文言一致”，作为这是一位诚实于生活的诗人的旁证之一。
文学来源于生活，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写作者须忠实于自己的生活，同样也是如此。文学对个人生活的超越，是基于所有人都是相似的这一信念，也是源于以个人写作将无数的“他们”，转移到“我们”的怀抱之中的祈望。《说时迟》出版后，谈骁以“步行抵达”来表述他的写作理念和经验——这是一位从小在恩施大山间行走，又步行到都市生活圈的诗人的诚实表述，说给那些依然风尘仆仆、星夜兼程的赶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