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中宣部、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五部门联合制定颁布《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明确指出了提炼中医药文化精神标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医药是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代表性元素之一，已发展成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以《本草纲目》为代表的荆楚中医药文化禀赋优厚，源远流长。在新的历史时期，荆楚中医药已步入提速发展的快车道，中医药文化正迸发出勃勃的时代生机。如何提炼和展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精神标识，已成为一项值得全面总结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标识是标示事物显著特征的记号。精神标识是最能反映一种事物主要特征的精神符号。对荆楚中医药文化而言，李时珍精神就是一种精神标识。李时珍这张中医药文化名片不仅在我国中医药发展史上家喻户晓，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亦光彩夺目。李时珍一生业医，被后世尊为“医药双圣”，撰著了包括《本草纲目》《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在内的大量中医药学经典之作，承前启后，庇佑苍生，给人类留下了极其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2011年，《本草纲目》和《黄帝内经》双双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历史上，以《本草纲目》为代表的李时珍中医药文化是荆楚文化对外交流和走向世界的“急先锋”与“排头兵”。伟大的李时珍精神已内化上升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精神标识。
一、李时珍“格物明理”精神是荆楚医家科学精神的高度浓缩
“格物”一词语出《礼记·大学》，最早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道德目标直接相关。发展到宋代程朱理学之后，“格物”逐渐演变为一种探索未知与科学研究的精神，如程颐所言：“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格物明理”是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认识事物的过程，也是古代医家从事医药科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本草纲目》“渔猎群书，搜罗百氏”，涉及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无疑是“格物明理”的典范。王世贞认为《本草纲目》绝非一本医书而已，实乃“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
荆楚医家为通达医理而潜心“格物”的例子不胜枚举。《淮南子·修务训》载曰，“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当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此医方兴焉”。“神农尝百草”的典故被普遍认为是我国中医药文化的滥觞。宋代医家郭雍隐居湖北宜昌，为“洞彻病情”，博采诸家学说，可谓“穷经探索”。朱熹称颂他：“知古昔圣贤医道之源委”。为补亡《伤寒论》，北宋医王庞安时亦“博极群书”“善穷物理”。医家刘若金，致仕后一心著书立说，“研穷物理之精，以达乎天人之阃奥，相疑辨似，发人所未发”。
二、李时珍“格物明理”的精神已经成为历代荆楚医家科学精神的一个缩影
李时珍“考古证今”精神是荆楚医家辨疑精神的赓续传承。
考古证今、探源溯流为古代医家常用的一种治学方法，其中蕴含的辨疑精神诚为可贵。鉴于“注解群氏，谬误亦多”，李时珍“力肆校讎”，决心重编一部大型本草书。据统计，《本草纲目》一书辨疑正误多达70余处，涉及药物名称、出产、形态、性味、主治等诸多方面，对后世行医用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法古而不泥古，敢于质疑权威，一直是荆楚医家职业生涯中最亮丽的底色。少年庞安时便觉“简策纷错，黄素朽蠹，先师或失其读，学术浅陋，私智穿凿，曲土或窜其文”，于是一一加以“辨论发挥”。国医大师李今庸教授系统考证了中医药典籍中的荆楚文化印记，第一次从学理的高度对“荆楚医学”进行了系统回顾和全面总结，在中医药文献“析疑”、“揭疑”、“考释”、“考义”等方面成果丰硕。
李时珍“考古证今”的精神不仅赓续了荆楚先辈医家的辨疑精神，也为后世医家树立了“辨疑订误”的光辉榜样。
三、李时珍“博采众长”精神是荆楚医家治学精神的核心要义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不仅铸就了荆楚医家宽广的胸怀，也是他们成长成才的不二法门。荆楚之地“得中独厚”，荆楚文化自古以来就表现出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博大胸襟。反映在中医药学上，就是一大批荆楚中医名家，如庞安时、李时珍、杨恭甫等，走南闯北，兼采百家之长，力摒门户之见，一心治学为黎民。
为编纂《本草纲目》，除“书考八百余家”，李时珍还寻医问药，跋山涉水，拜师学艺，谦虚地向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民学习。明代医家梁学孟，在系统考查历代医家关于痰、火的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对痰火致病的脉因证治作了深入研究和系统总结，最后撰成《痰火颛门》一书。明末清初江夏名医程凤雏，为通医术，“上溯轩岐，下追李薛，足迹半天下，多从有道长者游”。国医大师梅国强教授一生精勤为学，穷研仲景之学,汇通温病诸家,广涉博猎,兼采众长，治学严谨，淡泊名利，堪称医界楷模。
“博采众长”精神是李时珍终成一代名医的成功秘诀，也是历代荆楚医家治学精神的核心要义。
四、李时珍“锐意创新”精神是荆楚医家开拓精神的生动写照
锐意创新是李时珍精神的精髓所在，也是荆楚中医药开拓进取、蓬勃发展的不竭动力。
《本草纲目》开创了古代本草学的崭新体系。为编纂如此规模的一部巨著，李时珍深入思考前代本草学的研究成果，最终决意彻底摒弃流传已久的传统“三品分类法”，而代之以更为先进和实用的“纲目分类法”：首以部为纲，以类为目；次以类为纲，以药为目；各药又“标名为纲，列事为目”；所载药物“从微至巨”、“从贱至贵”。如此一来，整部书以纲率目，纲举目张，条分缕析。《本草纲目》还增补药物374种，首倡“脑为元神之府”的科学论断，发展“命门三焦”学说，丰富“脾土为本”的理论……。李时珍《濒湖脉学》和《奇经八脉考》对推动中医脉诊学和经络学的发展同样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宋代庞安时将温热病分为“伏气”和“天行”两大类，开创性地提出“温毒说”和“异气说”；清代汉川名医田宗汉，在辨析伏阴与霍乱有别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伏阴说”；现代医家张鉴修大胆尝试中医药治疗精神病，周承明自制黄藤合剂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等，这些无不是荆楚中医药开拓创新的典范。
李时珍“锐意创新”精神是历代荆楚医家开拓进取的生动写照。
五、李时珍“济世寿民”精神是荆楚医家仁爱精神的职业标杆
悬壶济世、造福于民是荆楚医家的共同理想，也是他们至高的精神追求。
“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
因“伏念本草一书，关系颇重”，李时珍着意收集研究民间的单方验方和诊疗经验；阐幽发微，不断丰富发展传统医药学思想。在李时珍看来，“治身以治天下”，“寿国以寿万民”是相通的。
荆楚医家有着“济世寿民”的深厚传统。上古时代，神农以身试药，教化万民，“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明代著名医家万密斋，医术全面，精通各科。万氏认为：“医者，仁术也，博爱之心也，当以天地之心为心，视人之子犹己子也，勿以势利之心易之也。”清代医家杨际泰一生忧国忧民，为救黎民于鸦片毒瘾，他四处奔波，呕心沥血，最终著成《医学述要》一书，开中医药治毒戒毒之先河。杨氏晚年还特意编写《告乡民书》，奔走于乡里之间，其仁爱之举已远远超出一般医家的职责范围。尚有卢孙嫡、朱庆甲、洪樵麓、刘止安、洪子云、梅国强等诸多荆楚医家，都不志于利，大医精诚，以“济世寿民”为己任，洵为后学之楷模。
医乃仁术，李时珍“济世寿民”精神已经成为荆楚医家仁爱精神的职业标杆。
李时珍中医药文化源于湖北，但属于中国和全世界。唱响李时珍中医药文化品牌，提炼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精神标识，并将其展示出来、传播出去，必将汇聚成为促进荆楚中医药振兴发展、推动湖北中医药强省建设、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胡洁 毛和荣 单位：湖北中医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