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浠
我们置身技术快速迭代的时代，没有人能阻挡技术迭代升级、改造人类生活。我们中的许多人享受着技术带来的便利。但与我们生活在同一空间之下的残疾人，却时常因技术迭代产生的掉队感，而与主流人群更为疏离。
今天，是国际残疾人日。我国的残疾人总数超8500万。历来，鲜有人在簇拥技术迭代向前的同时，照看他们以免掉队。他们常常因停留在过时生活里而比原来更为离群索居。当技术照看到这群“掉队者”，他们会因此获得追赶上人群的机会。
一、掉队者
“我做什么事都是慢吞吞的。”李保军一边自嘲，一边一瘸一拐地走在人群之后。他早就习惯了，这具残缺的身体已经陪伴他慢吞吞地走过了五十多年。
1968年，李保军出生在湖北省黄梅县一个小村庄，村子深处山林中，交通不便，穷苦是几代人的宿命。刚出生没多久，李保军就被查出患有先天性小儿麻痹症。家里没钱医治，只能任他自生自灭。
贫苦的家庭条件和残缺的身体夹击之下，李保军在人生路上也成了掉队那一个。每一步，他都落于人后。
家里人外出务农，没时间照顾李保军，就把他留在摇篮里。由于一直蜷缩在小空间里，李保军残疾的双腿日渐萎缩，到五六岁，同龄的孩子在田间地头乱跑乱跳时，他连站都站不起来。再长大些，李保军攒了些许力气，挣扎着从摇篮里翻滚出去。他慢慢地学会爬行、站立，后来勉强能够拖着双脚走路，但速度很慢，容易摔倒。
“一根稻草都能让我倒下。”李保军苦笑，还是跟在人群之后，颤颤巍巍往前赶。
15岁那年，李保军的生活停滞如一潭死水。母亲因病去世，李家失去了一大部分经济来源后，李保军不得不辍学回家。他再次掉队。原来的同学们初中毕业礼那天，他在家里做家务。同村同龄的年轻人成群去了县城挣钱，他在待在家里做家务；父亲去世、哥哥结婚后，他搬去和哥哥、嫂子一起生活，还是待在家里做家务……
还没开启的人生，似乎已经结束。
“吃饭的人多，赚钱的人少。”李保军说，每次哥哥嫂子吵架时，他躲在旁边，总能听见类似的抱怨。在一次正面冲突之后，李保军还是搬出了哥哥嫂嫂的家。
他找姐姐要了一床被子，一个煤气坛和一袋米，搬到父亲留下的土屋里。那个屋子年久失修，早就改成了牛棚，李保军把被褥往地上一扑，几乎跟牛睡在一起。
李保军很想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命运，他想向看不起他的人证明，他不是咸鱼，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活下去。但对于一个掉队近30年的小儿麻痹症患者来说，自食其力，不是振臂一呼就能完成的事。李保军从出生开始就各种各样的东西困住——摇篮、家庭、山村，一个接一个地，把他和外面迅速变化的世界、和其他人一点点拉开距离，最后近乎隔绝开来。长年累月产生的距离难以消弭。
一开始，李保军听说村里有人去县城骑三轮车赚钱，他也想跟着。但在考虑身体条件能不能支撑他骑三轮车前，他发现自己连村子都没出过。第一次进城，他站在马路边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走，更不知道在哪儿能搞到三轮车。当三轮车夫的计划，因为他近乎为0的社会经验而搁浅。
后来，他学别人在家劈竹子做香签赚钱。刚开始几年还不错，50块钱买回来的竹子，手工加工七八天，大概能赚15元钱。但过了几年，订单越做越少，赚的钱也越来越少。李保军后来才明白，外面的工厂渐渐地都开始用机器做香签，他这种手工制作的方式早就被淘汰了。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李保军听说十几里地之外的林场招守林人，决定去试试。村里，没有人愿意干这份苦差事。护林人独守偏僻荒芜的山，生活条件艰苦，还赚不了什么钱。但李保军稀罕这份工作，觉得这总比一个人睡牛棚好。不意外地，这差事落到了李保军头上。他锁了家门，一个人进了山里。
先开始，李保军很享受山林生活的悠闲，他经常坐在树下打盹或发呆。在李保军形容中，从未有过那么放松的时候。在山林里，不会有人嫌他慢，也不会有人看不起他。可惜时间久了，他心里的孤独和绝望越来越浓烈。每天晚上，李保军都会早早地关灯上床，听着屋外呼呼的风声和偶尔几声狼嚎，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经常默默流眼泪。
进山的第一个冬天，李保军就发现仅凭他力量，基本的生活都难以保障。大雪封山，他一个人被困在深山的木屋里，无法下山打水。由于没有料到会被冬天考验住，李保军没有事先知会，因此也没人来送食物。能不能活下去，只能听天由命。
那是李保军又一次感觉，自己的人生或许早就结束了。绝望之时，他拿出上山时带的农药，拧开瓶盖，闭着眼睛喝了一口。苦涩的味道在李保军的嘴里蔓延开来，林间木屋里，他止不住地流眼泪，觉得自己渺小得像这座大山里的一只蚂蚁
“像我这样的人，不声不响地死了，也不会有人在乎。”眩晕袭来的时候，李保军脑子里冒出了这句话。紧接着，又一句话冒了出来：“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你真的甘心吗？”
李保军猛地惊醒，抓起身边的洗衣粉吞了一大口，把喝进去的农药吐了出来。索性药不烈，他捡回了一条命。在那一刻，李保军想通了：哪怕自己天生落后于人，也不想就这样放弃。“我想把自己抛到社会里去，让别人看到，尽管我是个残疾人，也能够对社会起到一点点作用。”
从山上下来之后，李保军总是在找各种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想尽力填补因身体残疾与正常人落下的距离。他强迫自己改变原来孤僻的性格，没事就去村里晃悠，跟人聊天，替人帮忙，有时候还帮村委会干一些活儿。
李保军发现，自己在跟人交往方面好像还行，不管男女老少，他总能找到话题聊。时间久了，村民之间发生一些鸡毛蒜皮的纠纷，李保军去调解一番，总能平和收场。村委会缺人手，他就主动去帮忙，站岗、统计、发通知，什么都干。李保军做这些事情从来不主动要求报酬，有些人愿意给钱，他就收着，对方不给，他不说话。对掉队数十年的李保军来讲，能做点事情就足够了：“别人需要我，就说明我还有利用的价值啊。”
他需要钱，但如果没有，能证明健全人也有需要他的时刻，对李保军来说也是一种收获。
但有些差距，仅靠个人的努力难以填补。比如，第一次接触到网络直播时，李保军又一次感叹自己“太慢了”。
消息是从乡里到镇上、从镇上到村里，一级级传下来的。县里的残疾人联合会要办一个“电商培训大会”，消息传到了这座小山村里，传到了李保军那里。那是2019年，互联网早已融进城市里人们的日常生活，李保军手里连台智能手机都没有，也是第一次听说“电商”这个词，不明就里。
李保军激动地报了名。尽管对电商毫无概念，但他隐隐觉得，这也是一次追赶其他人的机会。他找朋友借了一部智能手机，一瘸一拐地走进了电商培训班的教室。
其实，在那几天的培训中，李保军什么都没学会。老师在讲台上说了很多话，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讲解。这些信息通过耳朵传到到李保军脑子里，李保军只觉得“像听天书一样”。他捧着那部借来的智能手机发了几天的呆，培训结束了，李保军还是什么都不会。
但第二年，李保军还是报了名。对李保军来说，这些培训更大的意义是，他看到了自己不是孤身一人。宽敞的教室里，几百个身体有残疾的人坐在一起。李保军在这里不是掉队者，整个人都放松下来：“大家都一样，不存在谁看不起谁”。
而且，不管是否存在歧视，“正常人”和“残疾人”这种社会意义上的定义本身就是一个无形的枷锁。在现实世界里，他们无处可逃，但在虚拟世界里，似乎能找到一种新可能。
据中国残联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各类残疾人总数已达8500万。尽管政府和企业都在通过“互联网+助残脱贫”的模式予以帮助，但是几十年，甚至是几代人落下的距离，很难在一朝一夕之间填补。在具体的生活中和细微的情感上，这些掉队者仍需要更多照看。
现如今，李保军已经能熟练地眯着右眼，把那部用了好几年的智能手机举到脸跟前，用食指慢慢地滑动屏幕。他打开手机，一条一条地看那些唱歌或搞笑的视频。音量很大，洗脑神曲一首接着一首。有时候，李保军自己也会发布一些短视频。他大部分视频都是用一张微笑的照片配上花哨的滤镜和一首苦情歌作为背景音乐。智能手机里的世界给他提供了一种暂时的庇护，谈及这两年最大的感受，李保军皱起眉头，眯起右眼，长叹一口气，“还是太晚了啊。”
二、消弭
对李保军来说，电商培训班是李保军另一次追赶的开始。课堂上，他第一次见到了如今的朋友吕帅霞。
培训的最后一天，主办方邀请残疾人模范发言，吕帅霞穿着一件鲜艳的红裙子走上了讲台。那一刻，李保军意识到，原来像他们这样的人不一定只能做森林里大小蚂蚁，他们可能追赶上正常人，甚至还能站在台上闪闪发光。
培训班结束后，李保军请侄女送了他一部智能手机，整天在家自己捣鼓。2020年培训开始，他又报名上课，去年完全听不懂的课，能理解一些内容了。2021年，培训班教微信视频号直播，李保军一节课不落地听完了。结束之后，李保军还经常跟班里的模范学生吕帅霞和年轻的同学张伟请教。
吕帅霞是李保军动力的来源。但他不知道，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吕帅霞和他一样，也曾是被落下的那类人。作为先天性的残疾人，他们有着相似的命运轨迹。
吕帅霞出生在黄梅县苦竹乡，和地名一样，她的生命里也带着苦的味道，而她也早早地习惯了这种苦涩。吕帅霞不记得右手是什么时候、怎么样受伤的。她只知道自有记忆以来，她都是靠那只健全的左手让自己活下来，也撑起整个家庭。
小学五年级时，吕帅霞的妈妈去世，家里只剩爸爸和哥哥。她把大部分时间拿来做家务，剩下的时间抽空学习，到了初三，她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决定辍学。在那一刻，吕帅霞的人生转向了一个更黑暗的方向。
在那个年代，一个残疾人，没有文凭，还背负着一个残破的家庭，几乎没有主动选择的可能。在远房亲戚做媒、连哄带骗的情况下，14岁的吕帅霞嫁给了邻村一个双耳失聪的孤儿。丈夫脾气很差，吕帅霞害怕，想逃走，却又不知道该往哪里逃。她被困在了别人给她安排好的婚姻里，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孩子、养孩子。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生活推着她一步一步向前，没给她任何选择的机会。
这样如杂草一般的人，往往拥有更顽强的生命力。一旦有了阳光或露水，它们就会抓紧机会，疯狂生长。
2010年，吕帅霞等来了机会。当时，丈夫在外地打工，儿子读初中不在家，她从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中暂时解脱出来，拥有了时间和自由。吕帅霞想干点什么拉近自己跟正常人的距离。她学过缝纫，想去服装厂找份工作，对方一看她是残疾人，直接拒绝了。吕帅霞很生气，但又对招工的人表示理解：“我一只手，当然没人家两只手快啊。”
屡次找工作碰壁之后，吕帅霞决定自己干。她看到街边有一家裁缝店，生意还不错，就把自己仅有的2000元存款拿出来开店。刚开始，吕帅霞只是打算赌一把。没想到，一赌就是十年。
试图养活自己、消弭和其他人差距的这十年，吕帅霞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她起早贪黑，每天守在店里。因为有顾客嫌她做得慢，她干脆整天坐在缝纫机跟前，用时间换质量。做好之后，又有顾客不相信这是她做的。有些顾客看着桌上摆的精美绣花或鞋垫，盯着吕帅霞空荡荡的右手袖口，反复地问，“这个是你做的吗？”“真的是你做的啊！”
吕帅霞是急性子，一开始听到这些议论恨不得骂回去。见得多了，她慢慢学会了不去理睬，“他说他的，我做的我的，不能因为这种人就影响自己的心情。”吕帅霞说。
在吕帅霞的经营下，缝纫店在街坊之间有了名气，引来了黄梅县残疾人联合会的注意。残联推荐她去参加省里的绣花比赛，她鼓起勇气去了，捧回了一个奖杯。对正常人来说，这一生中得到一些奖项或表彰，或许是努力就有可能收获的回报。但对吕帅霞来说不仅如此，在步步落后的人生中，这是她第一次走到人群的最前面。
2019年，电商的潮流涌进农村，吕帅霞也走在前面，成为了最早一批接触新事物的人。今年的培训之后，吕帅霞又成为班里最早开始做视频号直播的人。
每天晚上，洗好碗叠好衣服之后，吕帅霞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支起直播架，对着手机开始播。直播的内容不外乎聊聊天，唱唱歌，随意上架的商品成交量并不高，从一个月几十块到几百块，但吕帅霞已经很满足了。
在小小的手机屏幕里，她把残缺的手藏在画面之外，看起来就全然是普通农村妇女的模样。那一端的人看不到她残缺的手，也不会投去异样的目光，而这一端，她不再是那个被时代抛弃的山村女人，她能和所有人一起平等地看这个世界——再往更深处理解，这其实是一种残酷的乐观。
三、追赶
吕帅霞身着红裙在讲台上分享创业经历时，台下还有另一个人心中激荡。“既然她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80后学员张伟暗暗在心里较劲。她和李保军和吕帅霞略有不同。她的残疾并非天生，而是突发意外造成。
人生的前20多年，她过得波澜不惊。曾过过那样的生活，让突然掉队的痛苦，在张伟身上放得更大。
2009年，张伟从深圳的一家服装加工厂辞职，回到家乡黄梅县停前镇，准备结婚。虽是父母逼婚，但张伟觉得这种事在农村再正常不过了，没什么好抗拒的。她甚至心怀感激，这个男人很老实，对她也不错。结婚没多久，张伟就有了身孕，幸福的日子似乎就在眼前了。
意外突然降临。农历五月初四上午，丈夫出门工作，张伟怀着八个月的身孕，一个人在家做家务。晒衣服的时候，她不小心踩到地上的水渍，摔倒在楼梯上。肚子太重，张伟的腰椎着地，顺着接近五米长的楼梯滚了下去。闻声赶来的邻居把她送到医院，医生诊断说是腰椎骨折，脊椎神经受损，下肢完全瘫痪，今后都要在轮椅上生活了。
张伟始终不愿意接受这件事。无论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或是坐在家里的轮椅上，她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就情绪失控。很多时候，只要周围一安静下来，张伟就感觉一堆乱七八糟的思绪涌进她的脑子里，接着脸上就已经布满了泪水。最痛苦的时候，她甚至想过自杀，但更让她绝望的是，作为一个下肢瘫痪的残疾人，她站不起来，连死的能力都没有。
张伟突然被重重抛下，落在所有人后面。与这具残缺的身体共处的十几年里，她始终想要迎头赶上。她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命运只能如此。
为了不被人看不起，张伟强撑着从轮椅上站起来，跌跌撞撞地练习走路。先开始撑着四方形的支架走，后来试着用双拐，接着又换成单拐。或许是因为年轻，或许是因为她的毅力，长期的主动训练之后，张伟能够自己走路了，虽然姿势很奇怪，走几分钟就双腿酸疼，但她很开心，起码不再是个毫无行动力的累赘了。
身体的残疾可以凭努力改善，但整个社会对残疾人的态度，她无力改变。特别是在她身处的小山村，突然残疾的张伟，要面临很多异样的眼光。恢复行动力之后，张伟可以在不用拐杖的情况下走一小段路，但是会一瘸一拐的，不太好看。有时候出门买菜，总有路人一直盯着她的腿看。还有人当着她的面发出啧啧的感叹，“哎哟，这么好看的小姑娘，怎么是个瘸子啊。”这种时候，张伟很想回怼一句，“好看吗？”但心里的自卑总会压得她低下头，默不作声地走过去。
顶着这样的目光，张伟将自己封闭了十年。这期间，她几乎都待在家里带孩子，把大孩子带到上小学的年纪，她又生下第二个孩子。等两个孩子都能自己去上学了，张伟才有时间和精力重新找工作、重新融入社会。
她试过去村里的服装厂上班，但没做多久，身体就难以承受这种高强度的流水线生产工作，原来已经治愈的大小便失禁问题再次复发。没办法，张伟只能辞去工作，重新做回一名残疾的家庭主妇，与外界的世界日渐脱节，而浑然不知。
2019年，通过电商培训班，她才恍然：时代早就变了。受伤之前，她用的是2G手机，到现在已经是4G。2009年，她在深圳打工一个月能赚五六千块钱，在村里算混得很好的。但十年过去，留在深圳的工友已经月薪过万，买车的买车，买房的买房，而她留在农村，整天在家里带孩子，什么也做不了。
对比之后，张伟想要追赶的劲头更加迫切。她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了用电脑打字，操作办公软件，手机上的各个短视频平台也玩得很溜。培训之后，她很快就通过考试，找到了一份电商平台线上客服的工作。
2019年参加电商培训时，她把站在台上的吕帅霞设定为目标，想成为像她一样优秀的模范代表。一年之后，她如愿站上了讲台。
到了今年，她紧跟着吕帅霞的步伐开通了微信视频号。
张伟喜欢唱歌，她特意买了一个专业声卡，没事的时候就不停地看热门主播的视频，学习最火的网络歌曲。但张伟知道，跟那些粉丝上百万的主播比，他们这些农村的、残疾人主播算不上什么，靠直播赚钱维生，更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身体的残疾、农村的闭塞、十几年的落后，不是一夕之间就能被直播改变的。在直播间里，摄像头只拍到上半身，只要她不说，没有人知道她下半身的残疾。但直播结束后，她还是要继续在网上找些能赚钱的工作，还要鼓起勇气继续面对周围人的异样目光。
但至少，在直播的两个小时里，张伟尽量不去想这些。她打开清新粉嫩的滤镜，微闭双眼，轻声和着伴奏歌唱，一个又一个大拇指和鲜花从屏幕的下方缓缓飘上来，像梦一样。
除了自己直播，他们还经常去朋友的直播间帮忙刷人气。每天晚上，微信消息提醒，好友吕帅霞开始直播，张伟和李保军就会立即点进去，一边点赞，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她聊家常。
一次，吕帅霞邀请张伟和李保军到家里吃饭，然后相约一起直播。 晚上九点，他们吃完饭喝完酒，吕帅霞脱下戴了一天的围裙和袖套，换上一件学院风的黑色连衣裙。她在二楼儿子的卧室里支起直播架，那是整栋房子唯一有空调的房间。燥热的空气和蛙鸣被隔在窗外，吕帅霞单手铺好床，再在上面摆好一包纸巾、一碗冰镇葡萄和一大杯白开水，准备开始直播。
屏幕里，吕帅霞背靠白墙，保持着一种端庄的微笑。李保军和张伟忍不住笑出声来，吕帅霞朝他们瞟一眼，就立刻崩掉，不可自抑地笑到弯腰捧腹，整个人都离开了直播画面。
其实大家都搞不清楚好笑在哪里，但从相识到现在，每当他们几个聚在一起，就经常笑个不停，有一种和其他人相处时都没有的轻松和快乐。或许网络为他们营造的世界是虚幻的，但他们因此而结识，为彼此搭建起了一道真实的、温暖的防护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