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 实力被低估的城市圈
30年前，一位朦胧派诗人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迷倒无数青年。
现实中，确实存在“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灯下黑”，以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
对于外形酷似梧桐叶的武汉“1+8”城市圈，作为当事者的域中人，往往会忽视她的铿锵有力，轻视她的空谷足音。
不出意料的话，即将迎来弱冠之年的武汉城市圈，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GDP）大概率将突破3万亿。
这意味着，今年第四季度单季，“1+8”城市圈生产总值将达万亿。
3万亿的体量，放到2020年，相当于黑龙江、吉林、青海和西藏四省的GDP总和。
3万亿的规模，放到都市圈为单位的比较视域中，足显峥嵘岁月何惧风流的勇往。
下面这张图，采用的是2020年官方统计数据。
对于武汉和武汉城市圈来说，2020年的特殊性家喻户晓，举世皆知。
即便如此，武汉和武汉城市圈的表现，再次“当今世界殊”，对抑制疫后全球普遍性焦虑和看空情绪，具有重要激励作用。
在经历百年未遇的大疫之年，从地区生产总值看，武汉城市圈在中西部都市圈中依旧稳居首位。今年3万亿的小目标如能实现，乘风破浪的龙头气势有望进一步凸显。
这一年，武汉城市圈第二产业增加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位列中西部地区同类城市群第一位。
这一年，武汉城市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超过7500家，在中西部地区同类城市群中傲视群雄。
从中心城市生产总值看，武汉虽位居第三。但相较于成都，自1983年后，武汉行政区划面积一直未曾扩容；相比于重庆，人均GDP直接碾压。
假如认为这只是昙花一现，那么拉到更长时间周期，你会发现武汉城市圈一直是国内最具经济活力的动感地带之一。
若说好汉不提往年勇，我们不妨凝视一下今天的武汉城市圈。
数据显示：从全国看，2021年前三季度湖北GDP同比增速第一；从湖北省内看，武汉城市圈经济总量占到全省总量的60%。
前不久，一位上海朋友到访武汉。
看到光谷成群结队的建设车辆彻夜奔驰，看到高新区新型科技企业忙碌的生产场面，不由感叹：武汉不只是“重生”，更让人想起当年浦东大开发时的场景。
这种场景，在武汉，在武汉城市圈，是许多身边人不曾察觉的日常。
12月2日，鄂州葛店开发区，总投资120亿元的三安光电项目启动试生产。
12月3日，武汉市第四季度招商引资签约大会，签约总额4219.28亿元，再创单场招商签约规模历史新高。截至当日，武汉市全年招商引资金额达到1.57万亿，累计签约重大项目545个。
......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看，武汉今年GDP很可能到2万亿。
旁边的8个“葫芦兄弟”，也呈现出明显放量上涨态势。
数据是会说话的语言。
对一座城市而言，2万亿意味着进入全新“赛道”。
就一圈城市而言，3万亿意味着触发“支点效应”。
这就是我们身处其中的武汉城市圈，一个实力被低估的都市圈。
NO.2 从“极化”到“扩散”的同兴圈
始建于1954年的洪山礼堂，记录了湖北近70年来的重要政事。
2002年6月10日，一个声音从礼堂赫然而出：
武汉市要着眼于提高综合竞争力，构筑在国际竞争中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体系和现代化基础设施框架，拓展和完善城市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形成武汉经济圈，更好地发挥对全省的辐射带动作用。
次年4月，“武汉城市圈”正式出炉，并被列入当年湖北工作重点。
因如此，若问“武汉城市圈”芳龄几何，标答是：虚岁19，实岁18。
2006年4月，“武汉城市圈”首次写入中央文件，上升为国家战略。
19年间，关于做大做强武汉会产生极化效应的担忧和议论，却从未绝耳。
极化效应是经济学家G.迈达尔1957年提出的概念。通俗地讲，就是条件好、发展快的地区会对落后地区的生产要素产生虹吸作用，导致后者发展条件恶化。
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但实际上，迈达尔认为梯度发展过程中存有三种效应，其中还有一个叫扩散效应，即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会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和人才等“溢出”补贴，逐步追上中心地区。
客观地说，在“1+8”建设早期，极化效应确实未能幸免，毕竟那时的大武汉还主要是体型肥大，自身体格有待健壮。
按照基础设施建、产业布局、区域市场、城乡建设、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五个一体化”部署，武汉城市圈建设有序推进。
2020年，循序渐进的节奏发生改变，武汉城市圈融合开始倍道而进，呈现出蹄疾步稳的新态势。
从战略决策上，武汉城市圈发展被提升到“打造国内大循环重要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链接首当其冲的关键”。从目标定位看，旗帜鲜明提出全力打造“引领湖北、支撑中部、辐射全国、融入世界“的全国重要增长极。从行动看，“九城同心”、“发展共进”力度前所未有，九个“圈友”分别出台同城化发展实施方案和三年行动计划，任务落实到具体城市和部门，成立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在创新规划体系、优化产业布局、消费能级和开放能级等领域全面发力。
今年9月4日，武汉城市圈同城化发展办公室（“武圈办”）揭牌运行，科技、规划、公共服务等五个专题工作组相继成立。10月8日起，“武圈办”秘书处开启联合办公，九市政府相关部门实现常态化对接交流。
19年来，“规划同编、交通同网、科技同兴、产业同链、民生同保”的构想绽放出新气象，武汉的扩散效应稳步放大，“九城同兴”的愿景清晰能见。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最近十年，咸宁、黄石和鄂州从人口净流出转为人口净流入。
产业间的有意识转移和分工协作，在润物无声的不觉中悄然扩大。武汉三大开发区已与“圈友”结对建设20多个产业园区，“研发在武汉、制造在城市圈；头部在武汉、链条在城市圈；融资在武汉、投资在城市圈；主链在武汉、配套在城市圈”的一体化格局已具形态。
黄冈说，106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城市圈通办，226个事项在城市圈内可跨城通办。
鄂州说，葛店开发区187家规上企业中，有130多家与武汉有产业链协作关系。家住在武汉，上班在鄂州，很正常啊。
黄石说，光谷科创大走廊黄石功能区就是“黄老二”与“武老大”的亲密拥抱。
孝感说，就是跟着武汉临空港起飞的，“我们一起来唱，我要飞得更高”。
科技厅说，2013年到2020年，武汉城市圈技术合同成交额累计达5843亿元。
九派合流，终成江河，汹涌澎湃。
九市合力，终成气候，气势如虹。
100年前，先行者中山先生留有期许：“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而今，武汉不再是一座独行的大城，而是领飞一个都市群的“头雁”。
本月初，省委书记应勇在武汉城市圈同城化发展专题会上，进一步要求在融入国家战略中找准发展定位，从局部融合到全面融合、从硬件融合到软件融合、从外在融合到内在融合，全力打造最具活力、最具竞争力、最具影响力的省域城市圈。
NO.3 被期望的中国“第四极”
1950年，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创增长极理论，用以解释非平衡发展。他的同胞布德维尔进一步提出都市圈竞争理论，提出区域竞争更多是都市圈间的角逐。
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形成了南中北三大动力源，带领中国沿海地区率先起飞。
共同富裕，共享发展，是中国人民的集体向往，也是执政党的重要使命和庄严承诺。
幅员辽阔的中西部实现富裕，迫切需要域内动力牵引。这个动力源，习惯上被誉为中国增长“第四极”。
“第四极”可以是跨省区的城市群组合，通过链条结构将点状分布的城市有机串联成共同体。但其前提之一是这些点状城市之间，要有空间上的半径约束。否则，很可能流于概念营销。
“第四极”也可以是某个“爆破点”，通过强大的溢出作用辐射周边，就像深圳特区、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那样，内力深厚，出手之时就是“出圈”之日。
“第四极”还可以是以省域为边界的都市圈，通过紧密和紧凑的“内部协同”，凝聚成骨肉相连的孪生连体，“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裂变和释放惊人的当量。
在“第四极”的激烈博弈中，结合国情看，第三条路径或许更为可观。
谁能成为“第四极”，需要充分观照历史引力、现有实力和未来活力。
从地理空间看，武汉城市圈身居中国版图中的天元之位；从历史空间看，武汉的辐射能力从“九省通衢”的历史赞誉中便可管窥。在此，毋庸赘述。
从现有实力看，截至今年9月份，武汉城市圈规上工业企业达到8467家，在中西部地区同类城市群中，将领先排名第二者的优势扩大到1500家。随着三峡集团总部和中信科总部安家武汉，将会强劲拉动武汉GDP指数。要知道，2020年三峡集团营收超过了千亿。预计到今年年底，武汉城市圈的经济总量优势会进一步确立。
从面向未来活力的“影响因子”看，武汉城市圈的比较优势更是有目共睹。
就资源禀赋而言，水资源被认为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短缺资源。在这一点上，作为“水袋子”的武汉城市圈的优势可谓得天独厚。
就创新能力来说，武汉城市圈科技创新综合实力最强，其中18项核心指标排名第一。在中西部地区同类城市群中，技压群雄。截至2020年，武汉城市圈拥有高新技术企业8000家，有省级重点实验室181个、省级以上众创空间238家、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64个、大学科技园3家、在孵科技企业超20000家。
就人力资源供给看，武汉城市圈拥有普通高等学校103所，高等学校发展质量竞争力位居全国前三。两院院士81人，居全国前列。在科研实力方面，武汉城市圈与前面的“三极”并驾齐驱。
就科技成果产出看，武汉城市圈是中西部同类圈中交易最活跃、成果产业最丰富、成果质量最高的“珠穆朗玛”。2020年武汉城市圈技术合同成交额高达竞争者的8倍之多。2019年专利申请数率先突破10万件，2020年专利授权总量、发明专利授权量、国家科技奖励等均排名第一。
基于上述关键测度和省域视角审视，谁堪担当中国增长“第四极”，答案或不言自明。
这是目之能及心之所向的风景。
参考文献：
秦尊文.《武汉城市圈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趋势》.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10
于敏，郭虹.《武汉城市圈发展进程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周立群.《京津冀都市圈的崛起与中国经济发展》.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
【注：图片来源除已标注外，选择相关媒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