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湖北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启动扩权赋能强县改革，推行‘县直报省、省直达县’，下放行政权力120余项，县市区获得更大发展自主权。”县域国土面积超过全国90%，人口超过全国70%，GDP超过全国50%。正所谓，“郡县治、天下安。”县一级在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湖北省开启扩权赋能强县改革可以说意义重大。
目前，中国的行政层级从纵向上可以划分为五级，即：“中央—省—地级市—县—乡”，“市管县”体制为发挥城市集聚效应，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统一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成效。但也必须看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要实现“县域经济”在压力之下的“率先突围”，过往的治理经验难以回答崭新的发展难题。“扩权强县”被重新纳入治理工具箱，正是湖北省破冰县域发展的一次勇敢尝试。
“扩权强县”是基于深厚历史实践经验的改革。“扩权强县”并非是一个崭新的事务，从1953年开始至今，浙江省一直实行“省管县”的治理方式，并且经历了自92年至今合计5轮成功的扩权强县改革。具体做法是省级政府将收入考核、转移支付、财政结算、项目申报等直接到县级政府，地级市的预算内财政收入仅限于地级政府所在市，与辖区内的县没有对应结算关系，其核心措施可以概括为人事和财政分权到县。这些举措一方面极大调动了县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省管县”带来的重大绩效增强了浙江省探索制度创新，推动权力下沉的自信心。根据浙江省财政厅公布统计数据计算，1992—2017年期间，浙江25年来同比增长率平均值接近20%，截止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分别连续第19年和第35年荣膺全国各省区第一。当然，浙江县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不能完全归因于扩权强县的体制创新，但这一举措对县域经济发展起到的关键作用是不可置疑的，其为全国县域治理所提供的治理范式和经验值得实践和学术界研究和总结。
“市管县”模式难以完全适应时代发展。原有一级政府一级财权与事权的分权原则，难以应对“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信息工农城乡关系的改革趋势。具体而言，“市管县”下，行政管理链条过长，层级节制过多，公文批转在各个层级多部门间往返，行政效率低下。《21世纪经济报》曾报道，扬州下辖的江都市反映当地建设一个万吨级码头需要国家、省、市29个部门审批，正常审批时间长达一年。另外，受限于经济实力，地级市仅凭自身财政收入往往不足以维持自身的运转和进行城市建设，一方面市对县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常常出现“小马拉大车”的问题，另一方面地级市处于行政级别的优势地位，极有可能出现侵占县经济利益的倾向，从而导致城乡矛盾。综上，市管县模式已经步入需要进行反思和调整的阶段。
“扩权强县”是破除当前行政管理模式制约县域经济发展之冰的有效路径。湖北省委书记应勇指出“深化扩权赋能强县改革，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抬高湖北全域高质量发展底板的重要举措”。“扩权强县改革”下放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能够增强县级政府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调控能力。在省县直达的语境下，县级政府能够因地制宜履行职能，能够使决策和管理更加贴近基层实际。其次，伴随行政管理层级的减少，行政审批环节和程序相应的会发生精简，这使得县级政府能够更直接和迅速地为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这不仅有利于行政工作提速増质，更契合时下“优化营商环境”的发展需要。更为关键的是，县级政府“财政省管”的背景下，县级政府由于有了“源头活水”，更有动力和底气对本地区科教文卫等各项事业进行投资建设，而且随着县级经济的改善，省里可以集中的财力也会相应提升。从发展全局来看，“扩权强县”不仅大有可为，而且不得不为。
自“十四五规划”开启以来，“县域经济”逐渐成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焦点，特别是2021年发布的一号文件更是赋予“县域”这一空间概念赋予无比重要的历史性地位。“浙江经验”为湖北省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改革范本，但是浙江经验有着独属于自己的政策实施土壤。对于湖北而言，如何实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成功“复现”，而非他人经验的盲目“照搬”，需要我们在“扩权强县”的改革过程中不断思考、稳步向前。
稿源：荆楚网
作者：何泽塬（武汉洪山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