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建立应从精英共识迈向大众共识 “科技向善”或成互联网行业未来标准专家建议
□ 本报记者 张维
时间一如既往地飞逝而去，飞速发展中的中国互联网在不知不觉中已经20岁了。
20岁，正如人类的青年时代，少年时的激情与热血还在，却也多了一些迷惘与反思。正因为如此，有人说中国的互联网已经来到了拐角。
“无论对中国互联网还是腾讯来说，2018年不是一个年份，而是一种状态——巨大变革来临前，面临各种矛盾和冲突，要想办法克服、解决，要集结各方的智慧，请全社会努力解决的一种状态。”近日在北京召开的主题为“Relaunch 刷新”的第二届科技向善年度论坛上，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郭凯天发出的感喟引人深思。
尽管如此，郭凯天依旧斩钉截铁地给出了一个肯定的前瞻：相信“科技向善”，相信中国的互联网企业、用户、监管机构乃至整个社会有能力把互联网带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
从平台主导到共建共治
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互联网状况不断，大规模的数据泄露、意气风发的ofo轰然倒下、曾一一击败对手的滴滴隔三岔五地陷入安全风波而广受质疑，以及从诸多互联网公司传来的精简裁员、收紧招聘、被迫并购等负面信息，如同阴云一层层持续笼罩在中国互联网上空。
这些问题，或涉及产品本身，或来自于用户，或与监管相关。但无论何种问题，互联网的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自己的问题，受其波及的往往是整个社会。
在众多受影响而发生变化者中，社会秩序及相应的社会治理首当其冲。“互联网形态从以机构互联网为主发展到社会互联网和全面互联网，主导形式也从平台主导进阶到共建、共治和共享。”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邱泽奇说。
邱泽奇指出，互联网发展20年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社会的数字化。在数字化的过程中，中国互联网发展也从一个“技术事件”进化为一个“社会转型”，由此导致中国社会从家庭社会迈向个体社会，从家乡亲情社会升级为与数字为伍的平台社会。而中国向数字化和平台社会的转型，必然带来新的社会治理的挑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随着万物高度互联和网络化，以及社会行动与实践数字关系化，社会的脆弱性也空前凸显，因为任意数字关系的断裂，都可能产生涌现效应。
邱泽奇认为，这就需要刷新我们关于社会运行、社会秩序和社会治理的认知，顺应中国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平台化，尽快实现社会规则的建立从精英共识迈向大众共识，社会秩序的建立从权威管制迈向多主体共治，社会福利的供给从依赖独角兽到迈向生态繁荣，进而建立一个人们充分互信、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数字社会。
数据治理走出零和博弈
在社会治理中，数据治理是互联网时代绕不开的话题。
在腾讯研究院资深专家王融看来，数据治理的关键在于走出零和博弈。“要想实现数据治理的共赢，必须充分考虑在数据生产和使用及保护方面不同利益的视角，是如何彼此关联和相互影响的：个体一方面想充分实现网络便利化，一方面想享有隐私保护，行业从业者更多是从技术、商业创新、平台数据开放和数据竞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国家则要兼顾数字经济竞争力和跨境数据流动安全。”
大量研究证明，不论是加强数据保护抑或是放松保护，促进数据共享，都会对个人以及整体社会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王融认为，如何平衡好积极消极影响，并没有“一刀切”的解决方案，而是需要结合具体场景，更为精细科学地考量政策。
王融建议恰当平衡各方因素，更为精细科学地设计政策，让监管干预、技术路径、市场经济动机等因素充分卷入，并能够有效互动，才能更好地实现数据治理目标。
海量的数据信息中不乏虚假信息乃至欺诈性信息。虚假信息的传播除了造成财产上的损失之外，还会造成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缺失，造成网络信任的瓦解。
在这方面的数据显示，一些互联网企业战果不俗。大数据反欺诈公司DataVisor主要针对互联网上的虚假评论、社区虚假发帖、电话及网络诈骗等问题，利用大数据和无监督学习机制构建了一套高效的反欺诈系统。通过与其他网络平台合作，其自2013年成立以来已处理超过8000亿次的疑似网络诈骗事件。
在打击虚假信息方面，腾讯较真辟谣平台与微信也做出了许多尝试。腾讯较真辟谣平台通过与500多名专家和专业机构合作，构建最大的中文辟谣数据库。与微信辟谣中心、微信公众号谣言封禁机制联动，形成了腾讯内容生态内被动与主动相结合的多层次的谣言打击体系，帮助用户辨别谣言与假新闻。
建立未成年人守护平台
互联网发展也带来了未成年人保护问题，如反网络沉迷等。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时代，亲子关系发生迭代，新型亲子关系中必须关注作为数字社会的“网络原住民”的少年儿童。
“‘网络原住民’是不可能跟互联网隔离开的，成年人首先应接纳互联网在家庭生活中的状态;其次是引导孩子理智地、克制地使用互联网，不让其沉迷。”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
对此，互联网企业的自治是不可或缺的。目前，一些企业已经建立了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体系。例如，快手直播平台建立的未成年人全方位保护体系中，通过未成年人行为识别模型、300人未成年人内容专项评审团、青少年幸福成长公益基金和快手课堂等形式，一方面将未成年人与可能存在的不良信息隔离开来，另一方面也发挥了短视频在在线教育、弘扬正能量、促进青少年成长方面的积极作用。
再如，腾讯建立了未成年人成长守护平台。该平台通过人脸识别、公安实名认证等技术手段，通过WeTeam游戏市场周报、家长教育资讯专栏、主动客服等产品应用，帮助家长建立数字时代的新型亲子关系，培养孩子的健康游戏习惯，从本质解决问题，构建起了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方位保护体系。
这些尝试都为科技公司如何守护未成年人在数字时代的成长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这也意味着，对于未来的“数字原住民”来说，简单地将“一刀切”的管理工具交给家长，已经不再是最有效的未成年人成长守护方式。
企业可尽早和监管合作
信息科技在引领人们步入数字经济的蓝海，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推进器的同时，正迎来越来越多的漩涡、暗流乃至险滩：用户隐私、数字鸿沟、网络沉迷、信息过载、注意力碎片化、由头部效应导致的平台垄断等。
与会者认为，信息科技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在凸显，信息科技产业需要一场伦理革命，科技也面临如何纠偏，如何向善的挑战。
而这也是腾讯提出“科技向善”的初衷。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说，作为一种新技术，互联网本是信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经济的效率工具，它体现和承载着它的开发者和使用者的价值观和责任感，它应肩负起激发社会向善的作用，因此我们期待的是，“科技向善”不应该只是腾讯的理念，更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成为整个行业新的思考方向。
郭凯天提出，面对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首先要保持警醒。不仅是互联网从业者，学术研究界也应保持警惕。互联网被广泛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面对信息浪潮变革中带来的种种问题，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会在未来得以解决。业内需要保持高度警醒，不断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
“互联网如此年轻的企业乃至产业在为十几亿人服务，我们必须保持敬畏。”郭凯天说，“保持敬畏最主要的方法是保持警醒”。
其次，互联网从业者需要保持自省。对于互联网这样快速发展的产业，全社会的期待、政府监管的期待、文化传播的价值、企业的经营理念都是不同的。企业在寻求发展的同时，要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数据安全是水，用户是水，社会对企业的认可也是水。我们首先要自省，把自己做到最好。”郭凯天说。
郭凯天同时指出，企业要与整个社会协同发展，比如在监管方面，除了紧急叫停的措施，企业可以早一点和监管合作，为互联网服务健康发展搭建可能性。互联网是完全可以通过社会各界的自省协调好的。
“业界和全社会需要相信‘科技向善’。人类对善良、光明和美好的追求会驱动‘技术向善’的方向发展。”郭凯天说，未来，随着“科技向善”概念的进一步为人们所接受并成为行业标准，互联网公司也将在产品转化方面有着更为宽广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