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劝你活着
一个月的时间里，胡建明在QQ上加了55个有自杀倾向的好友，劝说近20人放弃自杀的念头，协助警方救回4个正在实施自杀的人。但直到最后，他才意识到，自己执着地角力，其实只是在“救自己”。
几个月前，儿子胡靖在他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QQ“约死群”。没过多长时间，这个21岁的年轻人就自杀而亡。
起初，胡建明只想弄清楚，儿子为什么走到了这一步。这个46岁的父亲过去从来没用过QQ，连怎么加群都不会。他为此专门申请了账号，一点点摸索着使用。
他潜入“约死群”里，一个个地添加想轻生的人，问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有人说自己“活得和狗一样”，有人见他有意劝生，说自己吃饭有困难，隔三差五找他要钱，也有人一听他讲道理，就开始骂人，说他高高在上，不懂自己的痛苦。
这些群里多数成员都是90后，正是和儿子相仿的年纪。他相信，“不知道哪句话也许就能救回一个孩子”。他每天被群里的人辱骂，嘲讽，还是坚持和他们聊到凌晨4点。
“约死群”里的年轻人，平时的话题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突然出现的相约自杀的发言，总是能引起大家倾诉自己悲惨的生活，埋怨社会和父母。为了防止群被封，他们还约定用“4”代替“死”，自杀的手法也用其他词语代替。
加入群后的第一个晚上，胡建明就把姐姐喊到家里，他感到浑身发凉，需要人陪着。“他们那种状态让人害怕，就像黑洞一样。”
儿子自杀前是不是也这么痛苦?胡建明不敢想这个问题。这位父亲之前从没感觉到儿子有自杀的想法。胡建明回忆，他们父子俩虽算不上无话不谈，但平常关于工作、生活的聊天并不少，胡建明发现儿子状态不好时也会主动找他谈心。去年年末，胡靖主动说“请老爸支持一下”，希望他能投资8万~10万元给自己开淘宝店，胡建明立刻就答应了。
5月22日胡靖最后一次离开家前洗了一个澡。这个爱干净的男孩子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齐齐，喷上了古龙香水。“饭快熟了。”见儿子要出门，胡建明喊了一声，却没有得到回应。半个月后，他从警方手里领回了孩子的尸体。
胡建明对儿子最后的印象，是一个匆匆往外走的侧影。意识到那是与儿子见的最后一面后，他很多次回想那个下午，希望找到有关自杀的蛛丝马迹。最终他只能接受，内向的孩子连一句话都没留给自己。
刚得知孩子的死讯时，愤怒几乎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在警方的帮助下，他找到了与孩子相约自杀却未赴约的网友“前度”。“前度”担心被胡建明起诉，只是说他和胡靖是通过“约死群”认识并学会这种自杀手段的。
胡建明认为，腾讯作为平台应该为此承担责任。这并非没有先例，中国最早的网络相约自杀诉讼发生在2010年，当时平台被判承担10%的民事责任。但胡建明起诉平台的想法被媒体报道后，几个点赞最多的评论都在骂他，说他是找人背锅，想要讹诈。
经历了丧子之痛的胡建明说，自己其实只是想要一个交代，他们的家境并不在乎赔偿。他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让平台重视这个问题。
常住河北的他咨询律师后了解到，自己前前后后至少要到事发地武汉10次，他没有精力这么做。但被“前度”拉进了几个约死群后，他发现，在那些群里，儿子成了众人模仿的对象。
群友告诉胡建明，很多群里都在转发胡靖留下的详细的前期准备和流程，已经有人学习并使用了胡靖的方法。一想到自己家庭的悲剧也有可能发生在其他家庭，胡建明就觉得痛心。
群里传授的死亡方式加大了死亡的概率。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童永胜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有自杀倾向的人，只有不到10%的人会去实施。在“约死群”里，他们相互怂恿。“本来拉一把就能救他们，可‘约死群’起到的是踹一脚的作用。”
在“约死群”，胡建明有时会被对方称作“行凶者的父亲”，说他没资格劝生。他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把心思都放在劝生上。
加入“约死群”以后，胡建明才知道自己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劝生者，他还认识了一个叫李俊光的20岁年轻人。李俊光曾因欠下赌债试图与人相约自杀，醒悟后他不想别人和自己一样做傻事，也成为劝生者卧底“约死群”。他们组建了劝生者群，因为“一个人的力量还是太渺小了”。
他们轮流值班，盯着群里的发言，尤其注意类似遗言的消息。胡建明摸索出来，向自杀者所在地公安部门报警，提供自杀者的手机号，挽救成功的概率非常高。他没能找到与平台沟通的方式，便向平台公司所在地深圳的警方报警，提供“约死群”的群号，一般1～2天群就会被封。
但这只是杯水车薪。卧底一个月时间，胡建明知道群里至少有10多个很活跃的人约死后没有再登录过QQ。“基本可以确定他们离世了，否则肯定会回到群里的。”
“约死群”被解散后，这些人往往一天内就能在新的群里重新聚集。他们用来通知新群号的群一直没有被查封，在其他社交平台上，也有他们的“据点”。
胡建明意识到，让他们放弃自杀的念头才是最有效的方式。为了对症下药，要先知道他们自杀的原因，他们到底怎么想的。
他问这些产生自杀念头的年轻人对父母的看法，人生理想，以及最后悔的事情，希望了解他们的内心。他还有一个私心，如果能弄清楚每一个年轻人自杀的原因，就一定能找到自己孩子的死因。
他得到的回答大多是负面的。一个“约死群”群主“疯癫狂人”在群里说“我的父母是狗屎，是恶魔。他们没什么本事还要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这个回答得到了群里多数人的赞同。
群里的人笃信死亡是最好的解脱，对他们来说，劝生者在干扰他们做正确的事。很多人专门加胡建明为好友，就为了辱骂他。胡建明想鼓励那些积极想法，但很快就因为发言“太正能量”，被踢出了群。
碰到愿意说话的，胡建明就会劝说要多想想父母，多想想美好的事情。他说自己的策略就是让他们感受到有人在关心他们，劝他们和父母谈心，并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
曾被胡建明劝回来的网友“孤舟一横”一直在生死的边缘摇摆。他每天在社交平台更新很多条消息，都有关生死。这个28岁的年轻人已经五六年没有工作了，他有严重的社交障碍，一见人就浑身发抖，紧张得说不出话。
“孤舟一横”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他已经数次购买过自杀的工具，因为觉得自己是家庭的累赘。见到胡建明以后，他意识到，自己的死只会让父母更加悲伤。
在和这些年轻人聊天的时候，胡建明忍不住会想，如果当时有人这么劝胡靖，如果自己能像关心这些孩子一样关心胡靖，儿子也许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他一直到整理遗物时才发现，胡靖在自杀前两个月买过很多关于人生和生命的书。“可能很久以前，他就陷入了对生命的彷徨中，但是他想不明白，又不愿意说。我们做父母的认为孩子还小，还是没有深入孩子的内心。”
“我其实不是在救他们，我是在救自己的内心，自己的灵魂。”胡建明告诉记者，“我失去了什么东西，就想要得到什么东西。”
胡建明觉得，自己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常常被这些儿子的同龄人触碰。一些没聊过天的人知道他家的情况，特地发来消息说希望他坚强。一个年轻人在他的劝说下放弃了自杀，郑重地发来消息感谢他，“我很想活下去，如果我有你这样的爸爸也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
但是接近这些年轻人并不容易。李俊光年轻，又曾是其中一员，很容易和群里的人混熟，尤其遇上同样欠赌债的，往往经历过的套路、借钱的借口都一样。胡建明和这些后辈沟通起来难一些，总是要通过红包打开局面。
为此，他一个月花了超过5000元钱。“我示好，让他们知道我无所求，至少能对上话。”碰到有人找他要几十元钱吃饭，他从不吝啬。有人决定去找工作了，他还发红包给他打印简历。
有人回复他几个大哭的表情，说父母不理解自己，有人发来大段文字倾诉自己的遭遇，也有人每天主动找胡建明说话，聊自己的饮食、生活中发生的事，还问胡建明在忙什么。他从来都是第一时间回复他们的消息，想尽办法和他们多说几句话。
和那么多年轻人聊过后，胡建明觉得家庭的力量是最重要的。他告诉记者，很多人自杀时，都会对父母感到愧疚。他曾在群里看到一封遗书，遗书的主人觉得自己身体不好，一直花父母的钱很内疚，“就当没有生我”，还留下了自己的银行卡密码，里面有300元钱，是他全部的积蓄。
“很多人只是缺一个关心自己的人，轻轻拉一把就能回来。”胡建明说。“他们内心很孤独，缺少温暖。”
李俊光很熟悉那种感受。产生自杀念头之前，他和父母的交流几乎为零，觉得他们无法理解自己，只会说教。尽管，他的父母累计为他还过近百万元的赌债，还给了他一笔钱做生意。但他又忍不住去赌，生意也做不下去了。欠下近30万元后，他被赌博认识的人拉进“约死群”，很快就产生自杀的念头，去了另一个城市。
他在那个黑暗的世界里不断下坠。决定自杀前，他在一个电动车车棚给手机充电。一个卖水果的老人路过后，又折返，放了一个塑料袋在垃圾桶边。李俊光过去一看，发现里面有几斤水果和一包薯条。
李俊光那天穿得很整洁，“如果东西给到手上，我一定不会收的”。但实际上，他已经花光了所有的钱。一个陌生老人的善意让他放弃了自杀，那是几个月来他感受到唯一的温暖。“我突然觉得，我才这么年轻，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金钱自杀，太不值得了。”
但在约死群里，李俊光见过太多因为欠了两三万元钱，或是和父母吵了个架，分手而寻短见的人。
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综合监督局谢杨2017年发表的《青少年自杀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自杀已经成为我国15～34岁青壮年人群死亡的首位死因。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怎么会有人因为这么小的事情自杀。其实这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童永胜告诉记者，所有走到这一步的人，一定是经历了漫长的挣扎，可能是长期的压力、亲子关系不和或是抑郁症。
直到现在，胡建明也不敢说自己弄明白了儿子自杀的原因，只是从群里得知，儿子两年前就有了自杀的念头。
他猛地想起，儿子曾有一段时间非常反感自己的工作，说“搞淘宝的都是神经病”。那是腼腆的儿子为数不多表达情感的时候，但他没有在意，觉得孩子只是发发牢骚。后来胡靖自己振作起来，他就更没放在心上了。
胡建明无数次回想儿子发脾气的场景，可能孩子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自杀的倾向了，自己却忽视了。
童永胜告诉记者，自杀者实施自杀前，往往会发出一些信号，只是周围的人并没有意识到。例如在社交媒体上告别，或是处理自己心爱的物品。“约死群”里一个年轻人自杀前，就特意卖掉了自己珍爱的游戏装备。
没读过高中的胡靖一直攒着劲想闯出一番事业。胡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信息，几乎都是在感慨成家立业的压力。在他心里，作为男人必须要“创业成功买房买车”“让我的女人幸福”，但没有学历也没有手艺让他感到“压力很大”。
这些话，胡建明从没听儿子提过。父子俩有很多亲戚朋友都在淘宝开网店，收入很高，他推测，平常的言谈给儿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后悔给儿子讲那些成功的故事，后悔没有告诉儿子，创业本就容易失败，家人愿意随时无条件帮助他。
“如果我们能多一些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这家人的悲剧很可能能避免。”童永胜说。他认为，社会层面的宣传对自杀预防是最重要的，要让人们正确认识抑郁情绪和自杀的想法，消除歧视和耻辱感。“这比多少个医生、劝生者都管用。”
胡建明过去对这些知识几乎没有了解。他反思，包括自己在内的很多父母并不觉得抑郁是个事儿，也不想面对死这个话题。他希望自己的悲剧能让更多人关注自己的孩子，想想自己的家庭给孩子的影响，及时察觉孩子的心理动向。
胡建明已经退出了所有“约死群”。忍着丧子之痛与自杀搏斗了一个多月后，他觉得自己“心力已经耗尽了”。
他打电话报警，解散了数十个“约死群”，次数频繁到110接警员都认识他了，却无法阻止那些群死灰复燃。相约死亡的消息一条条在手机里弹出，胡建明只觉得自己越来越难接近这些自杀者。
网友把他称作英雄，只有他知道，自己其实是最无力的那个人。
“讲几句温暖励志的话很容易，但解决问题太难了。每天陷在生死抉择的情绪里面，我无法承受。”胡建明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帮助那么多人，每一个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压力太大了。
童永胜很理解胡建明的感受。他见过这样的人，很有热情，但难免缺乏经验技巧，“自杀干预本就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他们对劝生的难度往往也估计不足。他们多数一直没有走出亲人自杀的阴影，之后又目睹了那么多生死，“其实他们自己也是需要心理援助的群体。”
如今，胡建明还在不断收到在他的劝说下放弃自杀的人的消息，其中就有曾与胡靖相约自杀的“前度”。胡建明没有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而是不断鼓励他向前看。现在，“前度”也变成了一个劝生者。
胡建明希望，他给那个黑暗世界撑开的豁口能关得慢一点。
(应采访对象要求，胡建明、胡靖为化名)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王嘉兴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