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者陈德安：
一生深究三星堆未解之谜
他与遗址打交道36年 称不怕与“假古董”较劲到底
65岁的陈德安，是三星堆遗址“两坑”的主要发掘者，从1984年到2005年二十年间，在三星堆考古工作站任站长。
“三星堆祭祀坑发现之前，四川考古的重点是晚期巴蜀文化，就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而三星堆祭祀坑的发现，则将四川的历史推到了5000年前。”陈德安说，尽管自己已经退休，但他依然继续对三星堆作研究，“人不能停下来，要始终干点事情。”
他期望，自己能和如今90岁高龄的考古前辈一样，用一生去进行考古研究。
文、图、视频/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丹
今年9月，在德国探望儿子的陈德安，一边和儿子旅行，一边为国家博物馆撰文，从学者的角度解释“三星堆文明”——“纵目青铜面像”并非外星人，而是蜀人祖神。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古蜀华章——四川古代文物菁华”引起了极大关注，“纵目青铜面像”由于其突出的瞳孔、宽大的嘴巴、巨大的双耳，被网友们调侃为“外星人”“域外人”。
“考古是什么东西”
在成都的一个小茶馆里，露天的茶桌架在小公园的走道上，65岁的陈德安往往能端着十多元一大杯的茶，在那儿一坐就是半天。
“今天天气不行。”陈德安拉了拉衣服说。当天成都的气温只有十多摄氏度，天阴沉着，又不下雨，只有冷风嗖嗖地吹着。
由于茶桌就架在走道上，路过的行人时常会听到陈德安口中提到的“三星堆”，驻足了一会儿之后，就会默默地走开。没有人想到他就是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二号祭祀坑的发掘者。
青年时的陈德安，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能够跟考古挂上任何关系。他上大学时已经23岁了。当时是1976年，陈德安赶上了当年最后一届“大学普通班”，最终考上了四川大学考古专业。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被调到考古专业的。”陈德安回忆起当年的时光，仍然觉得非常好笑，因为当时他本来分配到的是汉语言文学，结果有个考古学专业的新生身体不好，就换了他。于是，他就跑到了自己教书的表哥那里询问“考古是什么东西”，得到的答案也是懵懵懂懂，“你学了，应该是去博物馆，看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这和我的预期不一样，我当时报考的是泸州医学院和南充师范学院。”陈德安说，他心里觉得还是要回到县里的，要求并不高，只想回来当医生或者当老师。
上大学之前，陈德安已经是老家绵阳三台县农科站的站长，还代管了几千亩林地，“良种培育、植树造林”这些才是他擅长的。“当年种下的桑树现在已经有腰那么粗了。”
想着桑树的考古生
陈德安带着高中物理课本，以及高等数学的解析几何，来到了成都上大学。前来迎接新生的学长看到陈德安带的书，对他笑了笑说，“这些书没用，你学考古用不着这些”。
“后来一学才知道真没用上。”陈德安说，当时植树造林、修建水渠都是运用到这些课本上的知识，尽管用不上，但舍不得扔。“最后，到了毕业后工作，已经结婚了才丢掉。”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陈德安对书都非常珍惜，有些资料没有看完他都舍不得丢掉，所以从家里、考古站，再到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里里外外都堆满了他的书。
由于是“大学普通班”，当时大学的学制只有三年，1979年毕业后，陈德安被分配到了四川省博物馆考古队工作。直到那时，他才终于感觉到自己要干“考古”这一行了。
“上大学时脑子里想的还是林地的桑树长得怎么样了。”陈德安说，“但是等分到考古队之后，已经过了元旦，距离春节不远了，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资料室借书看，心里很慌。”在经历过几次大实习后，陈德安终于找到了田野考古发掘的趣味，一门心思开始“恶补”知识。
那年春节后，陈德安终于等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考古”。1980年3月，新都县马家公社二大队第三生产队晒坝东北发现了一座木椁墓的北壁椁枋，随即由省博物馆和县文物管理所进行清理工作。
“当时是派一个老先生下去发掘的，他回来的时候反映称考古时与当地的农民有磕碰，考古发掘并不顺利。”由于上大学前在农村的公社工作过，陈德安便前去协助。
直升机航拍三星堆遗址
此前经常做群众工作的陈德安，在协助工作中游刃有余，新都马家公社木椁墓的考古也顺利进行。那年6月，陈德安在准备新都马家公社木椁墓的发掘简报时，又迎来了新任务——三星堆遗址。
早在1929年春天，四川一位农民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堆精美的玉器和青铜器。从此，三星堆遗址公之于世。直到196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和省博物馆的考古队员再次发掘，认为三星堆一代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城池。
广汉三星堆遗址一直是四川非常重要的考古遗址。“当时考古的条件非常差，住的是砖瓦厂的房子，吃的是泡萝卜、酸菜干。”陈德安说，由于长期缺乏维生素，当时在三星堆的考古队员得了痔疮，不得不回到成都治疗。年轻力壮的陈德安，则顶替了上去，前往三星堆遗址协助进行考古发掘。
陈德安回忆说，在1980年秋天，三星堆遗址又开始了一次正式大规模的发掘，发掘持续到了10月下旬。此后三年间，又进行多次发掘清理工作。但由于当时三星堆遗址已经发掘了1000多平方米，需要拍摄整个遗址全貌时就成了问题。“用多高的梯子都拍不下来。”他笑着说，于是，他们就找到了当时的空军部队，通过层层审批，最终用直升机在空中航拍了一个小时。
但是，当直升机在空中时，很难分辨出哪些地区是三星堆遗址，“我们就在飞机飞过来的时候，在遗址的四周挥舞着红旗给摄影定位”，最终，才留下了当年三星堆遗址发掘的全貌照片。
震惊世界的发掘
从1984年开始，一直到2005年，陈德安一直在三星堆遗址考古站任站长，经历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考古发掘。
他告诉记者，1986年7月18日，砖厂工人骑着自行车闯进工作站，告诉他，“挖砖挖出玉刀来了”。
之后经过拼接，陈德安等人才发现，被砖厂工人称作“刀”的东西原来是玉戈、玉璋等物。陈德安意识到这非常重要，当天上午就打电话给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赵殿增汇报这一发现。经上报，国家文物局同意发掘。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一号、二号祭祀坑内，相继出土了金器、玉石、青铜器、象牙等近7000件各类遗物。“那几天完全是懵的，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青铜人头像，只知道这遗址价值是非常大的，接下来会发现什么谁都不可预知。”陈德安回忆说，至今，他仍然记得当时发现“纵目青铜面像”时自己的那种震惊，而且震惊不是一两次，是不断地带来未知的震惊。
他在《三星堆大事记》中写道：“8月14日，距一号祭祀坑东南约30米处发现二号祭祀坑。8月20日至9月17日，发掘清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金、玉、石等珍贵文物1302件(包括残件和残片中可识别出的个体)，象牙67根，海贝约4600枚。”
如今三星堆博物馆内陈列的大多数重要文物，如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黄金面罩、金杖等国宝级文物都出自这“两坑”。
“两坑”确立了三星堆遗址在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
文物反映“朴素的预警机制”
如今，已经退休的陈德安，将自己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三星堆遗址考古资料的整理上，并先后发表了《三星堆遗址商代城址的调查与认识》《三星堆古城再认识》等文章，提出了新的观点与探讨。
在三星堆博物馆中，讲解员在讲述时也会带上“未解之谜”的意味，给前来观看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的游客们，留下无限想象的空间。
“这只是目前学术界的一种说法，当然还有其他的猜测。”讲解员说，很多未解之谜还需要等待学者专家们去进一步发现。
陈德安则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三星堆文明与金沙文明休戚相关，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则是对太阳神的崇拜。他继续说，无论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还是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都是对当时天文现象的一种真实记录，也是古人对天文现象最朴素的“预警机制”，也更利于民族和国家的团结。
他解释说，金沙的太阳神鸟反映的就是日食情况下的情景。他专门找到了日食情况下的图片进行对比，发现其照片与金沙青铜立人像高冠的形状非常类似。而且，可以看出太阳神鸟中的神鸟是处于一种“振翅”疾飞时的情景，显得非常惊恐。
说着，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走道上，弯着胳膊挥舞了起来，一边挥舞一边解释，“你看，如果是安详的时候鸟的翅膀不会打得那么开”。
当提到自己20年坚守三星堆遗址时，他则是毫不在意：“其实也说不上是坚守，因为在考古时感到非常开心。”而且与当地的村民相处也非常融洽，“有时候吃个卤菜夹锅盔，再喝点烧酒，日子也过得挺自在的。”
真假“三星堆文物”
尽管已经65岁，但陈德安依然保持着之前的工作状态——每天早上起来洗漱之后，就开始打开电脑写一些文章，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会停笔去做一些家务。“做家务的时候脑袋也都会在想东西。”
在朋友来的时候，他会骑着自己已经有些破旧的小自行车，到一两公里外的小茶馆喝茶。“对神树、面具、古城的认识，现在还有很多问题困扰。”陈德安说，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金沙文化、十二桥文化的关系，商文化怎么入川，祭祀坑埋葬的性质等这些都需要去解决。“我现在专注研究方面，希望能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些突破。”
由于三星堆的名气太大，许多展览都会搭上“三星堆文物”的“快车”。陈德安告诉记者，近年来，还是有不少的“专家”将三星堆文明解释为与西方文明甚至与地外文明相关，由此也出现了一些各种文明“嫁接”而出的“三星堆文物”。
“那些可以说是‘假三星堆文物’。”他说，这些制作“假古董”的人不但振振有词地说那是“三星堆文明”的产物，而且有时还会在展馆向世人展出。
“文物不但有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其历史价值。”陈德安说，如果仿制、复制的“假古董”充斥在人们的视野，就会让历史“说不清楚”了。他继续说，有些“假古董”就夹杂在“真古董”中，“人们也会对真假分不清楚了。”
他建议说，如果能够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文物登记，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国家的，展出时都需要进行报备审批，才能进行展出，这样才能遏制这种“假古董”展出的情况发生。
“我不怕和他们较劲，但现在还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陈德安说完，便搬着自己的小自行车上到了二楼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