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要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数据赋能全产业链协同转型。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数字化转型成为时代浪潮。
“数字技术主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正推动社会产业体系的深刻变革，给全球创新、产业分工、价值链、贸易、投资等带来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机工智库研究员鲁欣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分析表示，一方面，国际经贸规则正在重构。WTO改革重塑规则体系，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大量涌现。气候变化博弈进入规则领域，碳关税将对全球贸易、各国的产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另一方面，制造业的地位将更加突出。在战略竞争方面，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重振美国制造业基础;欧盟更新《欧盟工业战略》，引领欧洲产业向绿色和数字化过渡;日本发布《日本制造业白皮书》，要求日本制造业强化供应链。在科技竞争方面，美国要促进和保护美国在能源、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领域的竞争优势;欧盟发布《人工智能白皮书》;日本投入数亿美元，将5G网络视为经济增长支柱之一;英国发布《2020年科技战略》，为下一代科学技术奠定基础;韩国发布人工智能新政，计划投资76万亿韩元。在供应链竞争方面，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3份有关供应链的行政令;欧盟要减少对外国供应商的依赖，掌握“战略自主权”;日本要求国内制造业将强化供应链放在首位;英国通过《通讯安全法案》，要减少高风险供应商的潜在威胁;德国近期通过了《供应链法》。
可以说，当下正处在新老规则交叉的混沌期，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着多方面的竞争和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发展该把握住哪些重点?
鲁欣认为，首先，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推进同贸易伙伴商签更高标准的自贸协定，通过签订双边、达成小诸边、参加小多边的模式，力求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
其次，要提高风险应对意识。企业在走出去的风险中，面临的不止是经济或法律层面的博弈，还涉及文化、道德标准方面的博弈。需要扭转美国等国家长期以来在国际平台上特意对中国贴的“标签”，如国有企业、非市场经济等等。
同时，还要稳定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地位。鲁欣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大趋势已不可逆，我们应正视并抓住“窗口期”。一方面，发挥国内企业产业配套优势，加快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逐步构建自己在整个供应链中组织者和管理者的地位。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梯度差异，合理引导中低端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防止制造业集群式外迁引发的“产业空心化”。
此外，我们还要夯实工业基础，加快供应链安全评估。例如，尽快开展我国高危行业及实体涉美管制物项的评估与应对。同时，还要加强合规体系建设。进一步强化制裁与出口管制合规体系，更新公司合规计划，为员工提供新的出口管制培训，减轻美国政府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