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准需求成立新校区、新学院，打通机制合力推创新、促转化
大学对接社会更精准(解码·教育体制改革④)
本报记者 赵婀娜 姜泓冰 孙 振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是高等院校的职责所在。
清华大学深圳校区兼顾深圳的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接轨上海城市定位，合肥工业大学建立“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助题”的政产学研合作新模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重视塑造学生的学科交叉和创新能力。这几所高校的探索和尝试，形成了更好的科教融合、产学互动的局面，也体现了我国大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有效提升的趋势。
做好人才培养的蓄水池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自建立以来，发展势头良好。目前有在校生3000余人，累计毕业了近8000名学生。
与本部相比，深圳校区强调发展交叉学科。比如开设了新能源交叉学科硕士项目、化学生物学专业招收制药方向的硕士生等。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的3个研究中心——环境科学与新能源技术、数据科学与信息技术、精准医疗与公共健康，也都是交叉研究中心。“这些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设置，而需要多个院系配合完成人才培养，体现了深圳校区创新、跨界、交叉与融合的特点。”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康飞宇说。
深圳校区的专业设置不仅考虑了本部的学科规划，还兼顾了深圳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比如海洋学科。海洋产业是深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深圳开展海洋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实际需要。
深圳校区办学也有自身特色。康飞宇介绍，深圳校区以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为主，强调实践教学、产学研合作，注重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我们与深圳市南山区共同建立了清华南山协同创新中心，促进跨学科团队的融合协作。”
在康飞宇看来，学校就像个蓄水池，既蓄水、也放水。“我们密切结合深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部署，汇聚全国乃至全球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的博士生、硕士生，他们都是来到蓄水池的水滴。很多人会选择留在深圳就业或创业，支持城市的发展，起到放水的功能。”康飞宇说。
学科间交流带来新方向
研究数学出身的冯建峰教授这两年竟然“盯”上了人脑中主管“奖励”和“惩罚”的脑区，最近他的团队又证明风险基因突变会干扰青少年大脑壳核的正常发育，相关成果都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上。
冯建峰如今是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他带领的科研团队有29人，平均年龄36岁，专业方向则五花八门：数学、统计学、计算机、信息科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基础医学、心理学……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已被列入国家“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于2015年应运而生。据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介绍，该研究院建设既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也接轨上海“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定位。
冯建峰称目前取得的科研成果是“沿途下蛋”：“我们的目标是‘顶天立地’，建设类脑智能研究与应用融合发展的前沿科技创新中心，引进和培养国际一流的科研人才。科学的高峰需要找到台阶拾级而上，走向人工智能要让机器学会生物与生俱来的‘智慧’，弄清大脑复杂的工作机制是第一步。”
他们选择的入手处，就是患上抑郁症等的“疾病脑”。与传统的临床医学实验或理论研究不同，冯建峰团队的医学成果是“算出来的”。取得两项抑郁症研究成果的青年研究员程炜就是应用数学专业出身。“我能把抑郁症和睡眠质量不佳之间的关系找出来，得感谢学科交叉。”程炜说，不同学科间的交流给他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方向。“得益于多学科融通，我们的科研能够更好落地，既面向国际前沿，也能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冯建峰说。
他们也在探索构建“智能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目前，学院已与10多个企业、30多家医院建立联合实验室、联合研究中心，组建联合研究项目与课题，以便推动人才培养深入创新和产业实践。
提高有效的科研供给
在专利科技成果和产学研合作规模方面，合肥工业大学始终位于安徽高等院校的前列。
在合工大科技合作办公室主任周琪看来，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的关键，是推动科技工作的供给侧改革，提高有效科研供给。自2016年初开始，学校探索将企业共性技术需求“传导”回学校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第一线，建立“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助题”的政产学研合作新模式，对关键和重大技术难题开展攻关，初步形成了“成果转化+转移中心+公共平台+科技金融”为一体的技术转移新模式。
“以往是某个企业有困难，和学校单线联系，结果是点对点、碎片化、无组织、无计划，产学研合作也无法深入推进。现在政府拿出一部分资金，由学校帮当地企业摸底调研，之后双方对需求进行确认，招标立项，组织专家团队攻关。”周琪说。
周琪介绍，根据企业需求，合工大每年编制面向科研团队招标的项目指南，以校地共同设立的产业创新引导资金为抓手，开展有明确技术指标要求和成果转化时间表的定向技术研发，实现了地方政府规划主导产业的发展、高校科研资源的整合、企业研发风险分担等多目标的统一。
以安徽天长市为例，电缆材料、电子元器件、电气配电装备是当地三大支柱产业，企业对于关键技术的需求十分迫切。2016年12月，天长市与合工大共同建立了合工大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天长分中心，对天长市100余家企业进行了集中调研。如今，技术转移新模式受到广泛欢迎，近两年的时间，“天长模式”设立的产业引导资金规模达每年度3000余万元。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在合肥市长丰县、阜阳市临泉县等多个县区得到推广。
科研实践要成为练兵场
几年前，还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生的杨健勃，在“冯如杯”科技竞赛中自行设计出一款新一代机器人——细胞机器人。“这款机器人通过大大小小的球状体，按照不同方式排列组合，最后可以构成不同用途的机器人。”杨健勃说。
毕业后，杨健勃成立了公司，专注于消费级机器人以及机器人开发平台。如今，公司已经打通了国际市场，他所取得的成绩，与北航多年来的人才培养改革是分不开的。
2017年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施了建校以来最大规模的人才培养改革之一，即以“大类招生、大类培养、书院管理”为核心，突出“北航设计、全球培养”，更加重视塑造学生的学科交叉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此，学校新成立“北航学院”，覆盖了80%的大一新生。
学院里，学生们不再有“选错专业”的忧虑。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融合的大类培养模式，扩大了他们对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的自主选择权;导师制、研讨制、小班化为他们量身定制成长成才方案;学习、生活一体化的书院制社区，为他们提供跨学院、跨专业的交流平台;完全学分制下“1主修+N辅修”模式创新，使课程教学更灵活。
培养创新人才是为了科教融合、产学互动。北航瞄准航空、航天、信息等领域的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让科学研究实践成为学生的“练兵场”。近5年，学校获国家级科技奖励近30项，其中有54位署名获奖者为在校研究生。创新创业已成为北航学生有远见的学习和生活方式。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徐惠彬看来，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成为北航的新名片。如今，学生品牌课外科技活动“冯如杯”已连续举办了28届，吸引了7万余名学生开展创新研究。
清华大学深圳校区兼顾深圳的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接轨上海城市定位，合肥工业大学建立“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助题”的政产学研合作新模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重视塑造学生的学科交叉和创新能力。这几所高校的探索和尝试，形成了更好的科教融合、产学互动的局面，也体现了我国大学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有效提升的趋势。
做好人才培养的蓄水池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自建立以来，发展势头良好。目前有在校生3000余人，累计毕业了近8000名学生。
与本部相比，深圳校区强调发展交叉学科。比如开设了新能源交叉学科硕士项目、化学生物学专业招收制药方向的硕士生等。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的3个研究中心——环境科学与新能源技术、数据科学与信息技术、精准医疗与公共健康，也都是交叉研究中心。“这些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设置，而需要多个院系配合完成人才培养，体现了深圳校区创新、跨界、交叉与融合的特点。”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康飞宇说。
深圳校区的专业设置不仅考虑了本部的学科规划，还兼顾了深圳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产业特色，比如海洋学科。海洋产业是深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深圳开展海洋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实际需要。
深圳校区办学也有自身特色。康飞宇介绍，深圳校区以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为主，强调实践教学、产学研合作，注重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我们与深圳市南山区共同建立了清华南山协同创新中心，促进跨学科团队的融合协作。”
在康飞宇看来，学校就像个蓄水池，既蓄水、也放水。“我们密切结合深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的部署，汇聚全国乃至全球的专家、学者，以及优秀的博士生、硕士生，他们都是来到蓄水池的水滴。很多人会选择留在深圳就业或创业，支持城市的发展，起到放水的功能。”康飞宇说。
学科间交流带来新方向
研究数学出身的冯建峰教授这两年竟然“盯”上了人脑中主管“奖励”和“惩罚”的脑区，最近他的团队又证明风险基因突变会干扰青少年大脑壳核的正常发育，相关成果都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上。
冯建峰如今是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他带领的科研团队有29人，平均年龄36岁，专业方向则五花八门：数学、统计学、计算机、信息科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基础医学、心理学……
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已被列入国家“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于2015年应运而生。据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介绍，该研究院建设既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也接轨上海“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定位。
冯建峰称目前取得的科研成果是“沿途下蛋”：“我们的目标是‘顶天立地’，建设类脑智能研究与应用融合发展的前沿科技创新中心，引进和培养国际一流的科研人才。科学的高峰需要找到台阶拾级而上，走向人工智能要让机器学会生物与生俱来的‘智慧’，弄清大脑复杂的工作机制是第一步。”
他们选择的入手处，就是患上抑郁症等的“疾病脑”。与传统的临床医学实验或理论研究不同，冯建峰团队的医学成果是“算出来的”。取得两项抑郁症研究成果的青年研究员程炜就是应用数学专业出身。“我能把抑郁症和睡眠质量不佳之间的关系找出来，得感谢学科交叉。”程炜说，不同学科间的交流给他带来了新的视野和方向。“得益于多学科融通，我们的科研能够更好落地，既面向国际前沿，也能解决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冯建峰说。
他们也在探索构建“智能科学与技术”本科专业。目前，学院已与10多个企业、30多家医院建立联合实验室、联合研究中心，组建联合研究项目与课题，以便推动人才培养深入创新和产业实践。
提高有效的科研供给
在专利科技成果和产学研合作规模方面，合肥工业大学始终位于安徽高等院校的前列。
在合工大科技合作办公室主任周琪看来，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的关键，是推动科技工作的供给侧改革，提高有效科研供给。自2016年初开始，学校探索将企业共性技术需求“传导”回学校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第一线，建立“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助题”的政产学研合作新模式，对关键和重大技术难题开展攻关，初步形成了“成果转化+转移中心+公共平台+科技金融”为一体的技术转移新模式。
“以往是某个企业有困难，和学校单线联系，结果是点对点、碎片化、无组织、无计划，产学研合作也无法深入推进。现在政府拿出一部分资金，由学校帮当地企业摸底调研，之后双方对需求进行确认，招标立项，组织专家团队攻关。”周琪说。
周琪介绍，根据企业需求，合工大每年编制面向科研团队招标的项目指南，以校地共同设立的产业创新引导资金为抓手，开展有明确技术指标要求和成果转化时间表的定向技术研发，实现了地方政府规划主导产业的发展、高校科研资源的整合、企业研发风险分担等多目标的统一。
以安徽天长市为例，电缆材料、电子元器件、电气配电装备是当地三大支柱产业，企业对于关键技术的需求十分迫切。2016年12月，天长市与合工大共同建立了合工大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天长分中心，对天长市100余家企业进行了集中调研。如今，技术转移新模式受到广泛欢迎，近两年的时间，“天长模式”设立的产业引导资金规模达每年度3000余万元。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在合肥市长丰县、阜阳市临泉县等多个县区得到推广。
科研实践要成为练兵场
几年前，还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生的杨健勃，在“冯如杯”科技竞赛中自行设计出一款新一代机器人——细胞机器人。“这款机器人通过大大小小的球状体，按照不同方式排列组合，最后可以构成不同用途的机器人。”杨健勃说。
毕业后，杨健勃成立了公司，专注于消费级机器人以及机器人开发平台。如今，公司已经打通了国际市场，他所取得的成绩，与北航多年来的人才培养改革是分不开的。
2017年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实施了建校以来最大规模的人才培养改革之一，即以“大类招生、大类培养、书院管理”为核心，突出“北航设计、全球培养”，更加重视塑造学生的学科交叉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此，学校新成立“北航学院”，覆盖了80%的大一新生。
学院里，学生们不再有“选错专业”的忧虑。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融合的大类培养模式，扩大了他们对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的自主选择权;导师制、研讨制、小班化为他们量身定制成长成才方案;学习、生活一体化的书院制社区，为他们提供跨学院、跨专业的交流平台;完全学分制下“1主修+N辅修”模式创新，使课程教学更灵活。
培养创新人才是为了科教融合、产学互动。北航瞄准航空、航天、信息等领域的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学术前沿，让科学研究实践成为学生的“练兵场”。近5年，学校获国家级科技奖励近30项，其中有54位署名获奖者为在校研究生。创新创业已成为北航学生有远见的学习和生活方式。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徐惠彬看来，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成为北航的新名片。如今，学生品牌课外科技活动“冯如杯”已连续举办了28届，吸引了7万余名学生开展创新研究。
